敦煌变文的叙事形式和互动机制对我国说唱艺术的影响
2014-08-15王晓勇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年5期
王晓勇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对于敦煌学的研究,一个世纪以来,各方学者前仆后继在敦煌学史、敦煌学理论等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们一直致力于对石窟和敦煌遗书的研究做系统、科学的数据化统计,取得各种高水平的学术成就,不断引起国际敦煌学界的瞩目。前人的成就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研究启示,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和视角去审视我们古人的伟大结晶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敦煌学的研究开始于对敦煌遗书的整理,变文研究起始较早,从20世纪20年代到现今已经有近一百年的历史,在整理、校勘、汇辑上有了非常大的发展。20世纪上半叶并未出现专门的敦煌变文文集,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种文献整理成果中。1957年,向达、王重民合编的《敦煌变文集》[1]出版,根据187个写本,整理编成78种,出校注2144条,极大地推进了变文的研究。1980年张锡厚的《敦煌文学》[2],开始了对敦煌文学研究的新篇章。1984年潘重规的《敦煌变文集新书》[3],对变文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整理。之后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合编的《敦煌变文集补编》[4]、项楚的《敦煌变文选注》[5]、郭在贻、张涌泉、黄征合著的《敦煌变文集校议》[6]等都对向达、王重民的《敦煌变文集》进行校正、补充。1997年,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7]出版,该书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收录变文86种,出校注10378条,被称为“是迄今录文最可靠、内容最丰实的变文全辑本”[8]。
在佛教中,绘画在寺院墙壁上的佛教经典被称为“变相”或“变”,意思是变佛经为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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