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玲凤

(华侨大学文学院，福建 泉州362021)

0 引言

“中国古代的社会，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所有的文化，都是在这个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之中得到感受和理解的”。［1］1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女性没有自由，必须遵从所谓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女性的声音完全被压抑，她只是为他人服务，为他人而活着。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文明入侵中国，中国的经济与军事等方面的巨变打破了中国人延续了几千年的国—天下的认知模式，女性问题被认为是国家衰弱的原因之一。人们开始关注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乡村女性，希望“揭出苦痛，引起疗救”。

1 20世纪乡村女性形象的流变

20世纪2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笔下的乡村女性绝大多数受封建传统礼教的束缚，根本丧失了自我独立价值，她们也从来没有对这种被压迫、被束缚的命运提出过质疑，她们似乎认同了自己就该如此这般。最典型的是《祝福》中的祥林嫂，生活上贫穷，精神上遭受男权社会的重重压迫:君权、神权、夫权、族权，加之祥林嫂自我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意识的影响，使她最终成为了封建制度和封建观念的牺牲品。《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因为相信巫术治病，最终导致了“宝儿的呼吸从平稳变到了没有”。可见封建观念对人们的毒害之深。在鲁迅之后迅速崛起的一批乡土小说家，如许杰、王鲁彦、蹇先艾、台静农、彭家煌等，她们笔下都或多或少地刻画了一批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礼教的规范下，无法过正常人生活的乡村女性，如王鲁彦的《屋顶下》中受到恶婆婆虐待的儿媳妇，许钦文的《鼻涕阿二》中的“鼻涕阿二”，彭家煌《喜期》中受辱的静姑，许杰《惨雾》中的新媳妇香桂，她们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这时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乡村女性完全没有做人的权力和尊严，只能默默承受着封建礼教对她们的迫害。许杰的《赌徒吉顺》，到后来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都向我们展示了古老乡村野蛮的“典妻”现象。封建宗法肆无忌惮地对乡村女性进行迫害，面对这种非人的遭遇，这些女性竟无力也不懂得反抗。传统封建制度下生活的乡村女性根本不可能独立地成为人。随着“五四”启蒙运动的推进发展，人们的思想中开始萌生个体意识，并且试图走出封建观念所编织的牢笼，争取自我的自由权利。毫无疑问，这些新观念、新意识也影响着当时农村中的一大批女性。《离婚》中的爱姑是一个性格泼辣、敢于反抗封建势力的农村妇女，文章中这样写爱姑的一双脚:“两只钩刀样的脚正对着八三摆成一个‘人’字”。爱姑的脚不是“三寸金莲”，而是“钩刀”式的。这正显示出了维新变法以来社会渐变的特点，爱姑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变得不讲礼节，不受拘束，性格泼辣。虽然爱姑最终仍是一个失败者，在七大人的淫威下，爱姑不得不离婚，但是比起祥林嫂的逆来顺受，爱姑明显多了几分反抗。

20世纪30年代乡土小说作家中，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大多数过着并非祥林嫂般的悲惨生活，她们淳朴、善良、具有美好的天性。“她们的世界比较简单，但是在这种比较简单的世界背后依然是自我意识、人格意识的缺乏，她们的生命是残缺的，在其外部，她们保留着原始生命的热情、淳朴与真挚;在其内部，封建宗法关系、伦理纲常却剥夺了她们的自由，蒙蔽了她们的思想。”［2］77正因为这些传统观念的束缚，翠翠不敢去追求自己的爱情，最终造成了她的爱情悲剧。《生死场》中萧红也给我们展现了当时乡村女性，依然饱受着封建迷信思想的毒害，在封建制度的迫害下，她们只能悲惨地并且沉默地活着。李劼人的《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是个独立、不安分的乡村女性，但是她却从来没想到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她的一切愿望的实现都是依仗着身边的男人，我们完全看不到蔡大嫂身上有独立自主的行为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愿望，因为她的思想里依然是传统的“以夫为尊”的思想。这时期的乡村女性依然没有从封建的枷锁中挣脱出来。在传统观念的约束下，她们不敢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

历史进展至20世纪40年代，此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既葆有中国传统特征，同时又有着坚韧、顽强的人格力量及乐观向上的精神的新时代女性。在时代的号召下，她们以极大的热情争取自我权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黑妮虽与封建地主有血缘关系，但却与他们形同陌路，她早就想离开地主家庭，去与贫穷、忠厚的大伯父相依为命，黑妮以她极大的热情迎接了土地革命，她努力靠拢进步群体，真诚地爱着长工出身的程仁。小说结尾描写了黑妮获得了婚姻恋爱自由，获得了程仁的爱情，尤其是黑妮与全村百姓一样，享受着翻身解放后的各种民主权利。“丁玲如此不惜笔墨地把黑妮命运遭际的生活块面一一呈现在人们面前，目的是希望人们从黑妮身上寻找回自我，同时呼唤以理解的光辉，把黑妮命运的彻底改变与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焊接成一个整体”。［3］76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位积极建立自我意识的刘桂兰，刘桂兰身世虽坎坷，但在土地革命这个崭新时代，她开始寻求自我的价值，即使在坏分子篡夺了土改领导权时，她也能凭借党的政策及白大嫂子等群众的支持，顺利地从封建婚姻的枷锁中挣脱出来。“荷花淀派”代表孙犁笔下的乡村女性个个勤劳善良、勤俭持家，同时她们又可以称得上是勇敢、无畏的抗日女英雄。赵树理笔下的乡村女性也有别于传统女性。《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是当时农村进步力量的代表。在社会主义新思想的熏陶下，她身上折射出新时代女性特有的思想，她敢于向封建势力对抗，并且勇敢地争取自己的自由与幸福。这时期的乡村女性相比20世纪20、30年代中的乡村女性，显然令人们眼前一亮。

到20世纪50年代，乡土文学已然沦为政治的传声筒，从中虽然我们依然可以看见许多积极向上的农村女性，例如《登记》中见义勇为、敢于斗争的李双双，倔强美丽、敢于追求自我幸福的艾艾……但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乡村女性，她们并非仅仅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文学形象出现，她们身上都被赋予了一层政治寓意。

20世纪60年代，乡土作家笔下的乡土女性几乎一律是图解政治的工具，她们的出现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乡村女性心底最真实的声音得不到表达。其时的女性形象概念化、类型化。其时乡土小说中的“乡土风味确实越来越淡薄了，生活气息也逐步被政治气息、歌颂气息所取代”。［4］313如《耕耘初记》中的女主人公萧淑英，作者虽展示了她的成长过程，但是她的言行举止都没有脱离“新时代中的新人”这个预先设定的理念模式，她自我的声音得不到表达。《创业史》中的改霞是一个有个性、追求上进的女青年，她与梁生宝也有互相理解的感情基础，可以说她与生宝的感情发展有相当的必然性，但是由于要符合作品的主导精神，她与生宝的感情最终却被莫名其妙地斩断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改变，女性的经济地位得到确立，女性在各行各业的优势开始显现，追求精神上的解放和独立，成为新时期女性的总体形象特性。这时期的乡土女性，她们温柔、贤惠，同时又有自己的思想、个性，有自己特立独行的品质，她们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贾平凹八九十年代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鲜活地体现出浓郁的时代特征，《鸡窝洼人家》中的烟峰已突破了传统女性温柔羞涩的特征，她身上彰显出了变革时代浮躁的气息，她不安于安稳的农家生活，敢于大胆追求理想的爱情。而且，我们可以从这时期的乡土小说中窥见此时的乡村女性已经超出了追求恋爱、婚姻自由的浅层模式，表现出对以爱为基础的性的强烈愿望和追求。如《土门》中的梅梅，作为村长助手，帮着村里处理大大小小的事务，她有自己的处事风格，不人云亦云，而且对许多事情都有自己的见解。她追求的不是外在容貌的美，“我知道我美不过眉子，惟一让我不尴尬的就是忘掉自己是女性，充实和支持我的就是:自己不黏糊人，独立，有家学教养，这么想着，我就越发自在了。一双腿也能迈开步，一双手也有放的地方!”［5］124但无论梅梅在工作上表现得多么强势能干，她内心却是这样认为的:“女人不管是多么高贵、强悍和威严，其实内心深处在男人面前是有着天生的希望赞美、赏识甚至希望玩弄的意识。如果男人太主动，女人会嘴里骂道流氓，可太拘谨的男人，女人却是忍受不了的冷寂，而要怨恨这男人，小看这男人，尤其在今夜，我不知怎么就需要老冉。我惊异着我的这种勇敢，也闪过我现在渴望老冉是为了忘掉下午的烦恼，但我就需要老冉来帮我把烦恼忘掉啊!”［5］167贾平凹详细地刻画了梅梅对性爱的正常、合理要求的心理。从中可以见出“性”不再是一个不可公然谈之的话题，同时也传达出了这个时代对正常性欲的理解和认同。这时期的乡村女性不仅对正常的性欲望充满渴望，而且身受物欲的诱惑，爱慕虚荣，追求物质享受。这一时期的乡村女性形象完全迥异于以往乡村女性，她们有自己独立的个性，每个人都是血肉丰满的“这一个”。

2 乡村女性形象与同时期都市女性形象对比

与同时期的那些生活在都市的女性形象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都市女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开始洞悉到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与腐败，开始要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集中体现在追求爱恋自由方面，但她们的反抗也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由此我们也洞察到此时中国封建思想禁锢格外深重，这时期无论乡村女性还是都市女性都与封建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即便此时她们具有一定的新思想，希望获得新生活，但仍然摆脱不了传统道德意识的束缚。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都市尤其是租界城市，复制西方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特别是在1930年后跻身国际大都会的上海，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杂糅使其成为一个与传统中国城市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都市。”［6］14这时候文学文本中出现了一大批迥异于传统女性形象的摩登女郎。她们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她们一反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而更加西化。而此时期的乡村女性思想依然保守，遵从着“三纲五常”，对爱情不敢大胆去追求，心底的声音处于被压抑状态。

20世纪40年代的都市女性对她们自己的生存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给她们带来了焦虑。这时期，物质享受对都市新潮女性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女性自身沦为都市的消费品，她们渴望自立和平等，但是世俗社会的琐碎与冷漠又让没有经济基础的女性继续依赖男性而生。而此时期的乡村女性们积极响应时代的号召，投身于抗战中，自己成为了抗战的一份力量。

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沦为政治的“传声筒”，这个时期，属于个人私密性情感的“爱情”、“欲望”、“性”已经被剔除出这时期的都市女性形象叙事中。十七年主流文化精神影响下的女性文学“通过女性一系列生理和心理、身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此岸与彼岸的对立，所提供实际上分裂的女性主体。”［6］14这十七年都市女性与乡土作家笔下的女性都积极响应时代的号召，投身并且服务于时代政治。这些女性都以自我的无偿付出表达了对革命的理解和呼应，实现了对革命的认同。但是此时的都市女性意识还未完全被时代政治遮蔽。《青春之歌》的迷人之处不止于林道静融入革命的最终结果，而在于对她融入革命历程中的女性个体意识的不断挣扎和摇摆的展现上，正是这种展现，隐约透出了作者力图掩饰却未能完全掩饰的女性意识。

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各种文学思潮不断涌入中国，以及长时期的社会观念的变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终于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在对历史大劫难、人性大扭曲的沉痛反思中，这时期作家笔下的无论是都市女性还是乡村女性都渴望追求灵与肉统一的完美的爱情，她们敢爱、敢恨，敢于为了爱赴汤蹈火。同时，在物欲的诱惑驱使下，许多乡村女性也如都市女性一般开始追逐物质享受，她们希望能够走出乡村，进入到现代都市中。即便如此，从这些乡村女性身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女性的品质:温柔、贤惠、勤劳。长期的乡村贫苦生活造就的品质是不可能一时半会被消磨殆尽的。

3 从时代的角度来看20世纪乡村女性形象流变之因

虽说20世纪20年代辛亥革命已经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是当时国家的政治结构和人们的心理结构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尤其在农村，封建观念依然对人们造成极大的束缚。所以这时期乡土小说中的女性大多数仍为封建制度和封建观念的牺牲品。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民主、独立的思想也波及到乡村，所以这时候一些乡村女性开始萌生反抗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思想，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思想的毒害以及封建势力的强大，这些乡村女性的反抗是不彻底的，可以说是“蜻蜓点水”似的，她们依然屈从在封建权威之下。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国民的主要构成部分，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小农经济下，形成了狭隘、保守的心理特征，加之她们精神上饱受封建思想的奴役，中国农民的觉醒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路程。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驱者的摇旗呐喊对刚从封建社会走出来、经济上十分困顿的农民来说不过是一场吵吵闹闹、与己关系不大的街景，那救国保家的枪炮声也未必能立即惊醒他们。”［4］106此时期农村中封建思想、封建势力的力量依然强大，农村中的妇女依然没有独立的自主权利。所以即便时代进展至20世纪30年代，乡村女性的自我意识仍旧没有觉醒。她们依然深受封建观念的束缚，不敢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与自由的权力。

20世纪40年代由于抗日战争的历史原因，此背景下的乡村女性也有别于传统的妇女形象。时代对女性产生了影响，女性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这个时期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积极抗日，同时还领导人们群众进行反封建斗争，在新思想的影响下，乡村中的许多女性身上也折射出新时代农村女性特有的思想与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文学这条昔日曾是流向纵横交错的滔滔大河，渐渐变得流向明朗而单一起来:所有的支流均被消失，或者说，都被纳到主流中去了”。［4］185所以说这个时期的乡村女性已然不是单纯的民间形象了，她们是用当时的政治话语所构造而成的。这些女性已然远离了现实，她们只是作为一种政治观念的图解而出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文化思想观念如洪水般涌进中国，这时期文学家意识到了文学参与社会启蒙、进行社会文化改造活动的重大意义。同时与西方先进精神文明蜂拥进中国的，还有西方社会发达的物质享受至上观念和对物质欲望的疯狂追逐与满足。这时期不仅物质上极大丰富，意识领域也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复杂多元化。乡村女性在受教育、就业等方面已经不亚于男性，甚至有超越男性的趋势。女性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独立，使她们拥有了更多自主、更多选择的机会。因此这个时期的乡村女性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与此同时这些乡村女性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追求物质享受，爱慕虚荣，不安于自己现有的状态，渴望进入城市生活。

4 作家们塑造这些乡土女性的原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们笔下的乡村女性大多过着悲惨的非人的生活，在封建制度的迫害下，她们只能默默地忍受着那些对她们的不合理的迫害。乡土作家之所以塑造这些沉默地活着的女性，目的在于一方面揭露批判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另一方面也在于“揭出苦痛，以引起疗救”。“五四”新思想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看到了乡村人们的愚昧与落后，他们不惜笔墨来描绘这些惨遭封建礼教毒害的乡村妇女的觉醒，使这些乡村女性意识到自己当前境遇的不合理性，并对不合理的制度开始说不，即便这“不”的声音是如此的微弱，但也反映了作者的一种美好愿望。他们希望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思想能够传播与扩散到那一方方暗淡消沉、毫无生机的乡土，而生活在那一方方土地上的乡村女性在新思想的影响下，能够逐步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走出来，开始争取自我的平等权利。

20世纪40年代，解放成为当时的主流话语，女性形象的塑造也自然被规范。虽然这时期女性的遭遇不尽相同，但是她们的结局必定相近，或被解放，或被拯救，从而获得了新生。这时期乡村女性得以被塑造，可以说只是为了歌颂社会制度的变革给女性带来的进步，却忽略了这些女性作为个体的自由选择权，因此，女性的自我话语或主体性完全被扼杀，这些女性形象难免刻板化。

十七年乡土小说中部分女性命运得到了改变，正如有的评论家讲的:“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广大农村妇女挣脱了旧习惯、旧意识的羁绊，纷纷走出家庭，勇敢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在这场革命中，涌现了无数劳动人民，特别是劳动妇女的英雄人物，她们是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7］191正如人们这样评价李双双的形象:“李双双身上体现的正是一种在集体经济制度下形成的新品质、新思想，是我国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后新的典型环境中所形成的典型性格，她的生活道路，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劳动妇女生活道路的一个缩影”。不难看出，作家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时并未将女性的生存和命运以及女性的个体意识作为关注的焦点，他们仅仅是为了响应时代的号召而创作。所以这时期乡土作家几乎都将女性的个人命运与某种政治力量或社会变革力量结合在一起，这些乡村女性的主体意识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替代和淹没，由此导致了这一时期女性形象的“扁平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土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突破了传统观念对女性的认知，着力刻画乡村女性在生理层面对性、对爱的强烈渴望，细腻地揭示了女性生理和心理的欲望，可以说是长久以来乡土女性形象的一个重大突破。“‘性’本是人的生理本能，是恋爱婚姻的自然基础，是人类生命繁衍的决定性因素”。［8］46但在传统的封建观念看来，性却是个不可触及的雷区，人们谈性色变。其实“五四”时期一些作家的作品也向我们展现了人类“性爱”的客观存在，比如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银灰色的死》，对“性的苦闷”都进行了大胆的揭示，并把性苦闷作为时代苦闷来表现，“然而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局限，知识分子性爱意识觉醒的后果却不都是甜蜜的、让人兴奋的，恰恰相反，“五四”时期婚恋小说中性爱意识的表现大都是苦闷伤感的，凄苦辛酸的，反映出了‘性爱意识’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的格外艰难”［8］47。八九十年代，西方的文化思想观念如洪水般涌进中国，这时期文学家意识到了文学参与社会启蒙、进行社会文化改造活动的重大意义。同时与西方先进精神文明蜂拥进中国的，还有西方社会发达的物质享受至上观念和对各种欲望的追逐，这时期乡土作家细腻的描写乡土女性正常的性欲，或许一些人认为这是作者为了取宠于这个浮躁的时代，对此笔者持不同的观点，这说明人们已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敢于正视人自然的欲望。

5 结语

乡村女性虽然生活在相对保守、落后的乡村，与都市女性有很大的不同，但她们依然感应着时代的变迁进步，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20世纪乡土小说中展现的乡村女性身上带有时代的烙印，同时作家们也或多或少地将自己的意志投射在这些女性身上。从她们形象的流变，我们可以窥见20世纪乡土作家笔下的乡村的变迁状况，亦可以见出时代对作家叙事产生的影响，对乡村女性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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