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胜茂/文 邹永进/评

对于草，我总有挥之不去的情结——那是自小就得下的“病”，至今治愈不了。

少时家贫，不得不养一只羊、一头猪、几只鸡，割草便成了我最大的“营生”与乐趣。从3岁起，连路都走不稳的我，就知道挎笼磨镰了。稍长，便与一群穷伙伴上南塬、下河滩，往水丰草美的地方赶。有时，找着一块好草地，还要“封锁消息”，怕别人知道了偷着割去，也有为圈地占草与伙伴吵架甚至打闹的时候，但心里都不搁事，今天恼了明天又好上。傍晚回家，只要背上一笼满满当当的草，再看着妈妈微笑的脸，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割草就这样成了生活里重要的场景。

那时的渭河，水还比较充沛，滩上的树高大而挺拔，虽然只是普通的杨、柳、槐等，但那场面与气势却是我至今最壮阔的回忆。遇到好年景，河边的草茂密又庞杂，真有点碧草连天绿无涯的味道。到了夏秋时节，花儿紫黄，蜂蝶嗡嗡，漫过我们脖子的草地简直成了乐园。乏了，就势躺在柔软的草上，像投进妈妈的怀抱，听鸟叫蝉鸣，看云走霞飞。

也有割不到草的时候。饥馑的年代，好像什么都缺。将不多的草蓬了又蓬，让它虚虚地罩在笼里，或者干脆在笼底放些树枝，上面盖上薄薄一层草，迟磨到天黑，进村后先闪进羊圈猪舍，胡乱地撒上几根，才敢进屋。到了冬天，草更难找，只能在向阳的坡头、崖下、河边，遇上一些耐寒的植物，干枯的枝干下还有那么一小丛绿。

割草还有讲究，对于枝干粗大韧硬的，比如“狼尾巴”，应用钝镰，带有砍削的劲头才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