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洁，翟配配

（天津大学 文法学院，天津300072）

《谁是爱尔兰人》由故事中的人物华裔老太太讲述。情节大致如下：老太太住在女儿纳塔莉家，并负责照顾外孙女索菲娅。因为看不惯其爱尔兰女婿约翰和他的兄弟没有工作，老太太多次与他们发生言语冲突。而后，在教育3岁的外孙女索菲娅时，老太太和女儿女婿产生了分歧。在瞒着女儿的情况下，老太太通过不让吃饭、不让出去、打屁股等方式来教育外孙女。终于，在一次与索菲娅的抗争中，老太太用棍子捣坑中索菲娅的举动被女儿和女婿看到。由此，之前打索菲娅的行为被发现，老太太也被迫搬出女儿的家。但出乎意料的是，老太太却被亲家母贝斯邀去同住。

利用作品叙事话语所表现出来的不可靠，本文将系统探讨人物矛盾背后的文化冲突；根据故事最后叙述者思想变化所体现的文化融合，指明作者的文化观，即文化终将融合。

一、不可靠叙述者

《谁是爱尔兰人》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华裔老太太既是故事中的人物也是叙述者。而在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中，叙述者一方面因为叙述的是自己的故事，无法做到客观，另一方面因为处于故事中，视野和感知力有限，叙述的准确性无法保证；所以，叙述者的可靠性值得怀疑。而“我们可以通过作品的叙事话语或更大的叙事语境所表现出来的证据，确定可靠或不可靠的存在”［1］。

《谁是爱尔兰人》由一位操着一口洋泾浜的华裔老太太讲述她周围的人和事。老太太称自己“来自一个食物在全世界都受欢迎的国家”，而女婿一家“来自一个一切食物都要煮沸的国家”［2］26；前保姆艾米是个“疯子”［2］27；外孙女索菲娅之所以“野蛮”是因为“继承了希家人的野性”［2］27。老太太的叙事话语因其偏见而显示出不可靠的特征。另外，作者也借人物纳塔莉之口质疑老太太的叙述。比如，当老太太说爱尔兰人这、爱尔兰人那时，纳塔莉劝告她不要那样做；当老太太说索菲娅太野是因为继承了希家人的野性时，纳塔莉指出那和约翰一家没有关系；纳塔莉跟约翰开玩笑称自己也有恐怖的家庭榜样。总之，因为固守中国文化、排斥其他文化，叙述者老太太有着强烈的主观偏见。而这样的一位叙述者显然无法赢得读者的信任。

二、不可靠叙述中的文化冲突

“人称要与小说修辞效果结合起来，也就是，人称不仅要与美学的，而且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要素结合起来。”［3］而又因为故事讲述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相处，所以在分析时，将第一人称所带来的不可靠叙述与文化要素相结合显得十分必要。

“文化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体现各种文化影响的思维方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反过来又影响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4］。通过对第一人称叙述者老太太的不可靠叙述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来自传统中国文化背景的老太太与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物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使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不同，文化冲突最终致使他们因偏见和误解而产生矛盾。

（一）中国文化与希家兄弟代表的爱尔兰文化的冲突

老太太称自己“来自一个食物在全世界都受欢迎的国家”，而希家人“来自一个一切食物都要煮沸的国家”。中国和爱尔兰的烹饪方式虽有不同，但无优劣之分。老太太的叙述显然是对事实的错误报道，而她在事实和事件上的不可靠是由其在知识和感知方面对希家兄弟的错误解读引起的：希家兄弟没有工作，这让看重自力更生的老太太无法接受，她认为他们好吃懒做。对希家兄弟的主观偏见使老太太偏激地否定了与希家兄弟相关的一切，包括爱尔兰的烹饪方式。

而老太太对希家兄弟的偏见也使她做出的判断不可靠。在感恩节聚餐时，希家兄弟提议靠做鸡蛋卷谋生，老太太却说“你们不太适合卖蛋卷，但至少我丈夫和我可以说，我们做到了。你们还能说什么？说呀。你们还能说什么”［2］26。老太太在希家兄弟提议后，当即否定了他们的想法。因其自身偏见，老太太过于武断，这使她在价值判断方面呈现不可靠的特征。而她自以为是的话语显然令众人不满：每个人对此的反应是“啃火鸡”［2］26。正因老太太对希家兄弟的不可靠认知及由此导致的不可靠判断使本应顺利的感恩节聚餐出现尴尬的场面，也使本应和睦的亲戚关系出现裂痕。

索菲娅较深的肤色令希家兄弟惊讶，于是他们无休无止地讨论索菲娅的肤色。显然，希家兄弟的喋喋不休惹怒了老太太，她说，“也许约翰不是她的父亲”［2］27。老太太之所以充满怒气，是因为她不允许别人说自己外孙女索菲娅不好。但因其有限感知，叙述者老太太并没有充分解读希家兄弟的议论。透过老太太不可靠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希家兄弟所带的“有色眼镜”。正如任碧莲所说，“在美国，中国人比爱尔兰人更被看作少数民族，这不仅和主流文化的远近关系有关，还和种族有关。同样，在美国，一些肤色被认为更偏离美国主流，比如，黑色皮肤总是并且永远更属于少数民族”［5］。希家兄弟纠缠于索菲娅的肤色反映了他们对有色皮肤的偏见。虽说老太太严厉的话语有违交际中的礼貌原则，并导致“族裔文化背景不同的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也面临着破裂的危险”［6］，但希家兄弟的种族偏见却是此事的导火索。

总之，从老太太对她与希家兄弟相处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双方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彼此存有偏见，正因如此，他们的关系不断恶化。

而老太太和女婿约翰之间更是矛盾不断。老太太说她特别不理解女婿约翰：他既不去工作，也不照顾索菲娅，而是整天去体育馆。老太太为此对约翰十分不满，她称“白水煮的食物，白水煮的思想，就连他的名字也是白水煮的：约翰”［2］26－27。老太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她认为人应该拥有吃苦耐劳的品质，而男人更应该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因此，她认为不工作的约翰一无是处，他不思进取、没有责任心。但是，她对约翰的解读是不可靠的。首先，没有工作的约翰并非如老太太描述的那般轻松惬意。正如纳塔莉所说，“没人愿意雇佣一个消沉的人，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保持精神振作”［2］27。这其实是指约翰因没有工作而闷闷不乐。“只要约翰一说话，老太太就觉得少了点什么”［2］27，也在暗示约翰的状态不佳。其次，约翰在找到一份推销保险的工作后，话语变多：“我需要集中精力，需要集中注意力”［2］27；“要穿上正式的服装了，而不是老穿运动服”［2］27；“有工资了”［2］27。这说明约翰比较激动，他为自己能承担家庭责任而兴奋。最后，解救索菲娅更突显了约翰的家庭支柱作用。当约翰和纳塔莉发现散兵坑中的索菲娅时，约翰立刻跳入坑中将索菲娅抱出来，并安慰大家。这与老太太的犹豫不决、无计可施乃至用棍子捅索菲娅的行为形成对比，突出了约翰果断、勇敢和镇静的品质。总之，因为不理解约翰，老太太对约翰做出的解读过于片面。

虽然老太太并没有正面叙述约翰对她的态度，但我们仍能从她的叙述中发现约翰对老太太的不满。当老太太问及约翰不去工作也不照顾索菲娅的原因时，约翰的回答是“因为我是个男人”［2］26。这句看似捍卫自己地位的话语实则是他对老太太的不耐烦。另外，叙述者所转述的纳塔莉的话具有可靠性，因此我们可以从纳塔莉的话中捕捉约翰对老太太的看法。在约翰找到工作时，纳塔莉劝约翰不要再提将老太太送回中国的事；当老太太打索菲娅的事暴露之后，纳塔莉在送走老太太时说她不想这样做，但她不想离婚。从纳塔莉的话中，我们看出约翰本来就对老太太不满，而在打索菲娅事件发生之后，约翰更是无法容忍老太太。约翰之所以会对索菲娅事件如此敏感，是因为文化的差异使他无法理解老太太“打孩子”的行为。

老太太对约翰不可靠的认知导致了她对约翰的不满，而纳塔莉的可靠话语又向我们呈现了约翰对老太太的不满。由于文化价值观的不同，约翰和老太太无法理解彼此的行为，并最终导致双方关系的破裂。

（二）中国文化与纳塔莉代表的中美结合文化的冲突

老太太提到她女儿有些奇怪的习惯，“当她赢得一场辩论时，她喝口饮料什么的，将头扭向别处，以避免对方尴尬”［2］26，“当她输掉一场辩论，她伸开双手，盯着它们看，好像是要证明她的双手是不是在那儿”［2］28。老太太对纳塔莉举止的过分报道违背了正常叙事对事实或事件的报道，容易使读者认为其叙述不可靠。我们可以由此推测出纳塔莉与她自己的举止不同。而行为上的差异是由思想价值观上的差异造成的。

老太太称在中国女儿照顾母亲，而在美国母亲却要帮助女儿，否则，她女儿会说妈妈不够支持。老太太的话语说明她已经注意到中美不同的文化现象，但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她无法充分解读美国的文化现象。她意识不到在奉行个人主义的美国子女无须承担照顾年迈父母的责任。正是这种知识和感知方面的不可靠使老太太无法认可女儿美国式的做法，并因此发牢骚。另外，老太太所转述的纳塔莉的话语也说明纳塔莉曾抱怨过老太太不够支持。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两人因所持文化价值观不同而发生摩擦。

就管教索菲娅一事，老太太和纳塔莉发生了争吵。老太太不理解纳塔莉像自己一样厉害，为什么要靠“说”而不是“打”来管教调皮的索菲娅。老太太的困惑说明她并没有意识到中美教育方式的不同：中国文化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打”被看作是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而美国文化认为父母应给予孩子宽松的成长环境，打孩子需要负法律责任。正因其对美国教育方式的不充分解读，老太太自作主张打了索菲娅。当被发现后，作为第二代移民的纳塔莉显然为母亲的行为而生气，她称母亲的行为是“疯了”［2］30。最后，她让母亲搬出去居住，但她也很无奈，说“她别无选择，她不想离婚”［2］30。为此，她不断向母亲道歉。从叙述者所转述的纳塔莉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被美国主流文化同化的她会与母亲发生冲突，但华裔文化背景又使她在事情发生后能理解母亲的真实意图。

（三）中国文化与索菲娅代表的美国文化的冲突

老太太爱自己的外孙女索菲娅，但她觉得索菲娅很野蛮：她不穿衣服、用手抓盘中的食物、爱玩垃圾桶、爱攀栏杆等。老太太不惜笔墨地描述索菲娅的野蛮和任性，并一再重复“中国孩子不是这样的”［2］28－30，她对索菲娅和中国孩子的过度报道使读者感到她的叙述因有违正常叙事在事实／事件上的报道而呈现不可靠的特征。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老太太总是将中国孩子的乖巧与索菲娅的调皮做对比，这引起了她在知识／感知方面对索菲娅行为的过分解读，而这最终表现为她对事实／事件的过分报道。

老太太希望经过自己的改造，索菲娅能够成为一个“听话的中国女孩儿”［2］29。在“打索菲娅”的建议被女儿否定后，老太太曾尝试靠“惩罚”索菲娅以纠正她脱衣服的坏习惯，但索菲娅宁愿六个小时不吃东西、不去公园也不屈服。从老太太的叙述中，我们发现她只强调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而没有考虑索菲娅的感受。因其自身观察位置处于故事之内，叙述者老太太无法感知索菲娅的内心想法，这导致她对事实的报道不充分。虽然老太太没有叙述索菲娅对她做法的看法，但我们仍可以从索菲娅的抵抗中看出她抵制老太太严厉的教育方式。前保姆艾米极度放纵索菲娅，不管索菲娅是脱衣服还是脱鞋，艾米都不制止，被宠惯了的索菲娅也因此不惧怕老太太的“威胁”。

老太太最终还是“打”了索菲娅，效果很明显，索菲娅再也不脱衣服了。在这成功之后，老太太更有信心改造索菲娅了，她希望改掉索菲娅身上所有的坏习惯。但受小伙伴辛贝德的影响，索菲娅又学会了踢她同伴的妈妈们。这说明在外界影响下，老太太改造索菲娅难度很大。专心于纠正索菲娅的老太太并没有发现索菲娅的不满情绪。正因为她在知识和感知上的这种不可靠，老太太没有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是否适合索菲娅，这最终导致索菲娅的反抗。在袭击了老太太之后，索菲娅倔强地待在散兵坑中，并且称她恨外婆。索菲娅的话语说明她在潜意识中不满于外婆的严厉教育。

老太太希望索菲娅像中国女孩儿一样听话，而索菲娅却比任何中国孩子都倔强。老太太对索菲娅的改造和索菲娅对老太太的教育方式的抵抗说明二人归属的文化不同。中国文化强调“子不教父之过”，家长对孩子应严加看管；而美国文化崇尚个人主义，家长较少干预子女的发展。中美教育方式的差异使习惯艾米放纵式教育的索菲娅无法接受外婆严厉的中国式教育，这使双方的相处不和谐。

三、叙述者偏见淡化体现的文化融合

故事开始时，老太太便开始说爱尔兰人这、爱尔兰人那，无论是爱尔兰人的食物、爱尔兰裔的希家兄弟都是她讽刺的对象。而在故事最后，老太太却和爱尔兰裔的亲家住在了一起，并且还说自己先前“不该说爱尔兰人这、爱尔兰人那”［2］30，“有些爱尔兰人说话算话”［2］30。老太太否定了自己先前关于爱尔兰人的叙述，反映了她在思想观念上的改变。这正如任碧莲所说，“美国的一大好处是一些旧有观念得以改变。移民带有民族怨恨，但是，很多怨恨终会淡化”［7］。另外，按照贝斯的说法，老太太成了一名“荣誉爱尔兰人”。借用人物贝斯的话使叙述者的可靠性增加。而成为“荣誉爱尔兰人”，说明叙述者的身份已经“以一种消解的方式，和其他身份得以融合一体”［8］，这显然是文化融合的结果。借由叙述者自身的改变，作者指明了文化交流的方向，即文化融合。

在《谁是爱尔兰人》中，通过不可靠叙述者华裔老太太的叙述，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异质文化在交流中的矛盾和冲突。但“每一个活着的文化都会经历不断的同化过程，同样每一个健康的个人也会如此”［9］。在故事最后通过叙述者观念的变化，作者展现了其对文化交流的乐观态度，即文化终将融合。

［1］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M］.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8.

［2］任碧莲.谁是爱尔兰人？［J］.郭英剑，译.外国文学，2002（4）：26－35.

［3］伍茂国.现代性语境中第一人称叙事的伦理意义［J］.中国文学研究，2011（3）：98.

［4］姜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现代化的作用［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07.

［5］Gish Jen.An ethnic trump［J］.New York Times Magazine，1996（6）：50.

［6］张添天.叙事学关照下的文化超越：论雷祖威、任碧莲与谭恩美小说的艺术魅力［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2（2）：12.

［7］Sarah Anne Johnson.Conversations with American women writers［M］.Lebanon，New Hampshire：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03：95.

［8］王惠.全球视野下看中国文化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消解［J］.外国文学研究，2013（2）：104.

［9］李淑言，刘锋，徐春耘.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的当代华裔美国文学：美籍华裔作家任碧莲访谈录［J］.国外文学，1997（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