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红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98)

最近，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观点声称:西方文化已经走入了一个死胡同，资本理性唯利是图，人们精神空虚、道德败坏;科技理性自我毁灭，自然开始疯狂的报复人类，人类时刻生存于集体消亡的核阴影之下。总之，资本理性和科技理性，尤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埃舍尔蛇，它必将因贪吃而困死于迷宫之中。因此，中国不能再沿着资本理性和科技理性的方向走下去，而应该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回到前孔子中去寻找未来的出路。

一、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文化民族主义的观点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谈到中西方民族主义区别时，就明确指出:“当一个世纪前近代压力促使中国广泛的民族主义上升时，它可能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文化优越感基础之上的，我们应当把它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以把它与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通常的政治民族主义相区别。”[2]文化民族主义，它的核心主张是以本土文化为主体，保存本文化的精粹，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民族新文化。它内在的维系力量主要来自传统、道德、习俗、宗教、哲学及相关的价值符号，这些文化制度中的同质性能够有效地扩张民族价值的特殊性和个别性，从而可能扩大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1](45)

文化民族主义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新文化运动以后，思想家们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提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种种主张，根据其主张的侧重点不同，出现了诸如保守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激进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等。总体上讲，保守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继承了“中体西用”的传统，认为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提倡返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自由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崇尚西方自由主义，他们虽然有时候也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使其与西学对话，但只是异中求同;激进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则基本否定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改革，提倡全盘西化式的西方民主、自由、选举权等。历史证明，无论是保守的、还是自由的、激进的文化民族主义都难以长期引领中国文化价值观念。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文化民族主义出现新的波动。20世纪八十年代末，激进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遭到打击，转而进入文化保守主义。到了21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在快速的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催生了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新型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主流形态，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在此共识之下，文化民族主义不再是文化保守主义。它体现了一种对本民族文化的尊重与热爱，为政治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文化的土壤与意识形态支持，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过程中，主要表现为一种积极力量。它不是盲目排斥外来文化的文化守成主义甚或文化保守主义，它们二者有明显区别。虽然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都注重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但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都是文化民族主义者，但文化民族主义者却并不一定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民族主义得到了新发展。首先，全球化时代，只要民族国家还存在，民族主义就会存在;其次，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发达国家凭借各种优势不可否认地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会受到各种不平等的国际秩序的挤压;再者，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和崛起进程的推进，中国必然会加大与西方霸权主义的竞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中，必然会激发出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种种客观现实决定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客观存在。文化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次元要素也必然是当前中国的客观存在。

当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首先表现为传统的民族精神，主要是作为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架构，为了维持个别性和差异性，强调一定族群的文化同质性，排斥其他族群的文化异质性，以适应族际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现代经济模式的确立，文化交往越来越繁频，文化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且具有了一种超越本民族而信奉人类同一性的普世主义色彩。

二、民族文化自觉的困境与出路

文化自觉，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费孝通说:“文化自觉……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3]

对于文化自觉的界定有三层意蕴:首先，在追求现代性的发展中，要充分认识本民族传统文化中对现代生存有重要精神价值的内容，自觉对待民族文化中具有普适性意义的部分，并让其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得到光大;其次，注重理解和诠释他者文化的经验和长处，并能够针对社会实践需要，博采众长，自觉吸收他者文化中的精华，运用到自身文化建设中来，在多元文化中自觉交流、吸收和整合，增强文化力量，形成一种人类和谐的文化理念;最后，在分析、比较、鉴别、吸取和整合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中，自觉实现文化创新。[4]这三个层次既包含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又包括了他者文化及二者的融合发展，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自觉既要考虑本民族文化，也要考虑他者文化还要顾及两者的融合。

民族文化一般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自觉是一定的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5]在文化全球化的同质化和多样化正反两大效应的促动下，各民族国家对自身的民族文化进行了反思和挖掘，从而形成了民族文化自觉。民族文化自觉也就是人类自我实现所必需的全理性自觉，在这一自觉中，把握合理内核，返本开新地弘扬民族文化，同坚持以辩证法精神对待中西方先进文明建设和人类文化运动、人类命运思考汇于一个切入点上。但是，当前中国民族文化自觉面临着国内外的多重困境，这种困境尤其表现为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和多元价值观的相互并立。

在此，我们必须首先要提到的是，近现代的中国在历史选择的重大关头，自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近百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使中国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一次又一次胜利。但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受到了各种思潮的冲击。我们并不排斥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和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本身便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引进、消化、吸收的典范，但是，多元价值呈现，年轻一代普遍的信仰缺失，少有人生理想等等，这些现象使我们明白，完善、重塑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当务之急，而完善和重塑的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至于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割裂开来的想法，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一个民族发展下去，除非受到颠覆性的打击，就不可能用另外一种文化来完全取代属于这个民族的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和本土文化的融合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种融合也是本民族文化的融合与自觉的过程。如何将这项工作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合理推进，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然而当前，我们又面临着另外一种局面:传统文化断层，“国学热”不热。1923年，梁启超先生曾对清华即将赴美的学生们说:“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饶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6]时至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都处于近几百年的一个相对鼎盛期，政治逐步走向民主法制，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与再造，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课题。然而，我们却仿佛看到了梁启超所述的局面已在发生，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在许多方面泯灭或消解了由不同文化、不同空间、不同领域所带来的差别与隔阂。还有商业化、快节奏、视听文化的冲击使得文化的生存似乎都成了问题。所谓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实际上还任重而道远。

三、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文化自觉的创新与展望

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发展民族的文化;发展民族的文化，离不开准确的定位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文化自觉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既是相互交织，又是相互区别的。

就其相互交织的一面而言，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文化自觉的表现。文化民族主义认同本民族文化，主张弘扬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抵御外来文化冲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增强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与团结力，这同样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所必不可少的动力和源泉。民族文化自觉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自知与觉醒。二者都强调认同本民族文化，都强调对本土文化的自知和觉醒。

就其相互区别的一面来讲，文化民族主义带有民族情感，存在非理性因素，而民族文化自觉是文化的理性内化。当“民族”被理解为“民族国家”时，民族文化就是本土文化或具体某个国家的文化。根据文化自身的特质，许多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都可以从文化那里得到解释，不同领域的各种利益纠葛也可以通过文化去协调与平衡。不仅如此，文化与经济的有机融合，使文化产业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支柱产业，而且文化的产业功能附带了复杂的意识形态功能。所以，通过弘扬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和独特的文化认同力量来抵制同化，是再正常不过的举动。在此意义上，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环境，是一定时期内民族文化的强烈显现。民族文化的精神气质不同，文化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也各有所异。中华民族有着传统的“家—国”同构的儒教伦理和宗法集体主义价值理念，因而能发展为各类形式的爱国主义情怀。

在文化不断全球化同质化的今天，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文化已经是一个重大课题。尤其是，我们必须要弄清，实现民族文化自觉对文化民族主义有什么要求，什么样的文化民族主义才合乎民族文化自觉，才能让我们走出民族文化自觉困境?

就当前而言，我们决不能像科学虚无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前孔子”的故纸堆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1](46)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证明，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是文化发展的一个根本方向。近代中国文化的自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而文化民族主义要符合民族文化自觉必须跟马克思主义保持一致。中西交流的大背景要求我们要继承传统的同时，还要合理吸收外来先进文化。自有的丰富文化资源是文化创新的基础，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是文化创新的因素之一。因此，要实现民族文化的自觉，就要求新时代文化必须坚持积极发扬传统精髓，吸收外来先进文化。这是因为，首先，文化继承是民族立足的基点。如果民族发展没有本民族文化的一脉相承，显然是断绝民族的延续性，保持本民族的特点才能保持本民族立足于其他民族之间。其次，吸收外来文化是民族发展的需要。全球化趋同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外来文化的融合不可避免，给予外来文化一个正确合理的态度显然必要。只有自觉发现文化系统中新生的有价值的文化要素，从两个方面推进文化建构，即:一方面以本民族文化为立足点，发展本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以世界发展为目标，在不同的层次上实现文化民族主义对于文化自觉的理性意义。

“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是试图使中国走出西方设定的现代化道路，摆脱现代化这个西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梦魇，走中国自己的道路。”[7]对作为现代性激起的本能反应的文化民族主义作积极引导，是促进民族文化自觉的有效途径之一。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我们立足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结合世界的先进文化，实现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向前发展的必经之路。

[1]李善兰.存在与民主——对科学虚无主义的反驳[J].江西社会科学，2014(1).

[2]费正清.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4th rev.edit.，1979:74.

[3]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22.

[4]李艳.文化自觉的三重释义[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4):231.

[5]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和现实意义[J].文史哲，2003(3):15.

[6]葛懋春，蒋俊选编.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48.

[7]陈晓明.回归传统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J].天津社会科学，1997(4):70.

[8]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