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东英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统一战线向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工作法宝之一，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方式和路径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完善。针对民营报刊，工作思路与方法可谓灵活多样。抗战时期，云南作为抗战的大后方，成为我国新闻传播与文化的宣传中心。民营报刊作为云南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宣传抗日救国，启发民众思想，发动群众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迄今为止，学界对抗日斗争时期云南民营报刊如何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逐渐明确政治方向，报道重大事件，尚无研究。根据笔者整理，从1931年至1945年间，云南民办的报纸大约有四种，第一类是从内地迁昆出版的报纸，如从南京迁来的《朝报》、从天津迁来的《益世报》；第二类是归国华侨在昆明创办的报纸，如泰国华侨创办的《侨光报》；第三类是云南本地人士新创办的报纸，如《云南晚报》、《正义报》；第四类是来自内地的教授、学者、文人创办的各类报纸，如历史学家吴晗任总编辑的《文化周报》，地方人士方树梅主办的《新民画报》、《西南周报》等。本文尝试根据抗战经历的三个时期，从云南民营报纸对重大事件的报道内容，初步考察党的统战思想如何对云南民营报刊产生影响。

一、抗战初期：各报积极阐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以“团结爱国”为核心鼓动群众

抗战初期，除了少数共产党人打入《云南日报》、《正义报》、《学生报》外，大多数民营派报人都没有明确的党派背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可以算是中间力量。对待中间势力的不同认识，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共产党内正确与错误的思想倾向之间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抗日战争时期，中间力量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等人士。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关于争取中间势力的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1937年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为“左翼集团”、“中央集团”（即中间集团）和“右翼集团”。所谓“左翼集团”，即共产党率领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党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去扩大与巩固这个集团；“右翼集团”则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党的任务是坚决反对民族投降主义；中央集团（即中间集团）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党的任务就是“争取中央集团的进步和转变，这一步骤如果不做到，转变时局是不可能的”。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交朋友、在主要报纸上撰文发起讨论等方式，引导民营报刊阐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团结爱国”为核心鼓动群众，联合国民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集中反映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以及滇军抗战、修建滇缅公路、滇西抗战等重大事件的报道上。

1、“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报道。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一些学者就开始收集我国西南边疆史地资料，歪曲历史，伪造史实，为侵略政策张目。“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界人物和一些“学者”屡次使用“中国本部”一词，蓄意将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原隔离开来，又捏造出这些边疆地区历来不是中国领土的谬论，为分裂中国提供理论依据。为此，昆明的报刊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民族理论问题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学派多次在《益世报》上撰文，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五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只会授帝国主义者以分裂我国的藉口，所以应当正名，中华民族只能有一个，在中华民族之内绝不再分出什么民族等。当时，昆明主要报刊，如《云南日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正义报》及《益世报》等，都开辟了史学专栏进行包括民族史在内的史学研究。在论战过程中，顾颉刚、费孝通等学者的观点虽然在学理上有所分歧，但都受到团结统一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突出阐发了中华民族的紧密联系和共同利益，有利于激发民众的民族凝聚力，增强爱国热情，从而坚定抗战的信念。在抗战过程中，之所以能形成全国人民空前团结、众志成城进行抗战的壮举，都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有密切关系。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观与抗战的主题是合拍的，对抗战事业的最终胜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②

2、集中报道重大战事和滇缅公路建设。战争开始后，地下党和进步新闻工作者在《云南日报》、《云南民国日报》、《义声报》等报纸中积极撰文，唤起云南各族人民一致，批评汪精卫的投降行为和卖国言论。在共产党的引导下，云南的民营报刊，如《益世报》以“坚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号召人民武装抗日，联共抗日，停止内战，实行民主政治”，发表了大量报道揭露日寇侵略阴谋和残暴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日。《侨光报》也发表社论《报纸的灵魂》，称报纸的宗旨是“为了抗战救国，追随部队活跃于战地，采访新闻，报道消息，供给前后方人民精神食粮，发挥其力量”，该报大量报道了中国抗战的消息和南洋华侨积极参加国内抗日战争的英雄事迹，号召广大爱国侨胞积极支持抗战。其中滇军抗战、修建滇缅公路等重大事件的报道，呈现出鲜明的云南特色，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敌士气。例1：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省于1937年组建第六十军开赴抗日前线，并于1938年参加台儿庄战役；1938年，云南省又组建第五十八军，并与第六十军和新编军组成集团军开赴抗日战场。滇军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屡立战功，做出了重大牺牲。1941年，滇军老三军在中条山战役中，全军官兵陷入重围，但个个英勇不屈，奋勇杀敌，大多数将士壮烈殉国，书写了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云南的媒体以及民办报刊对滇军开赴抗前线、进行台儿庄战役、卢汉军长抵达徐州、张冲师长指挥作战受到蒋介石嘉奖、滇军鲁南杀敌等事件给予了大量报道。《朝报》对六十军的抗战业绩有较多报道。由于该报设备先进，每日清晨准时出版，因此受到群众欢迎，是畅销报纸之一。当时众多文人学者云集昆明，不少名人为之写稿，报纸内容丰富。《益世报》以坚持抗战、联共抗日、停止内战为核心内容，并揭露日寇的侵略阴谋和残暴罪行。如《我对滇缅公路的五个希望》、《松山战争》、《滇西腾龙的沦陷与收复》、《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随军抗日记》、《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例2：云南媒体对修筑滇缅公路作了全方位的报道，对发动和组织民众参加与支持修筑滇缅公路、鼓舞全国人民起到了极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此间，著名记者萧乾受香港《大公报》派遣来到云南采写滇缅公路的英雄事迹，他沿着滇缅公路一路观察，先后写出《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等六篇通讯特写，对修路的艰巨和云南人民付出的巨大牺牲做了生动报道，至今仍是新闻通讯的代表之作。

二、抗战相持阶段：反对分裂，积极报道战事

1939年至1941年是中国抗战史上统一战线各方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统一战线内外形势变化最为扑朔迷离的特殊岁月。日本调整了对国民党的政策，国民党不断发动反共高潮，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策略在斗争中不断成熟，且功能更加灵活。针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径，中共继续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战策略，在不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范围内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云南民营报纸在具有进步思想的报人引导下，连续批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某些成员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1940年秋，昆明出现公开宣扬法西斯主义，适应国际上敌人诱降和国内反攻需要的“战国策派”，地下党员和文化界人士在《南方》月刊、云南日报副刊《南风》及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③1941年3月，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华侨代表回国慰问抗战将士，还专门访问了延安。陈嘉庚途经昆明回南洋时，昆明新闻界的中共地下党员联合各报记者，采访发表了陈对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国家民族危亡、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深表愤慨的谈话。他还代表南洋华侨，呼吁坚持团结抗战，并在西南联大演讲，称赞解放区军民积极抗战、生活安定、干部团结的良好风气。《侨光报》、《云南日报》、《云南民国日报》甚至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作了报道。在战事报道方面，1941年夏天，美国空军志愿人员组建“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来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陈纳德将军率第1中队和第2中队驻昆明，在西南及泰国、缅甸、越南对敌作战中战果辉煌，一时轰动世界。云南媒体对美空军参战进行了报道，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以致“飞虎队”成为美国空军志愿大队的代称而名扬中外。1942年春，日寇侵入云南腾冲、畹町、泸水等滇西地区，1943年至1944年春夏之交，我国军队和云南各族人民向日寇发起反攻，即著名的滇西抗战。云南民营报刊对腾冲战役、松山血战、强渡怒江、收复龙陵、芒市等惨烈战役进行了详细报道。这些报道对于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增强民众的抗战信心产生了积极作用。

三、战略反攻阶段：反对和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

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就愈益带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还不敢放下抗日的旗帜，欲联合其他各派势力特别是共产党的力量对付日本；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觉醒的人民大众，极力摧残各种进步势力，尤其是打击共产党。在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这种两面政策尤为鲜明，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政策而提出的。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毛泽东指出：国民党顽固势力采取既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政策，我们“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由此，统战政策就是以斗争求团结、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以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有理、有利、有节”原则，④体现出日益成熟的一面。1944年11月初，《云南日报》刊登了记者淮水的《西南暴风雨》和《湘桂撤退记》两篇通讯，揭穿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的黑幕。在进步记者的带领下，1945年初，以林南元主持，阮以仁为总编辑，《正义报》抓住时机，提出为工商业服务的办报方针，要求与“官报”、“党报”有区别。由于西南联大在云南组建，大批文艺界知名人士相继到昆，《正义报》杨东明主编的文艺副刊《大千》，质量迅速提高。其中的“每日谈”专栏，政治、经济、文化无所不谈，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切中时弊，很受读者欢迎。抗战胜利后，饱受战争苦难的全国老百姓，企盼和平，渴望民主，希望国家民族走上振兴之路，但蒋介石国民党却倒行逆施，积极准备内战，大搞独裁专制。这就激怒了全国人民。而当时独揽云南军政大权的龙云，受地下党和一些知名教授的直接、间接影响，对大局与蒋介石的反动主张相左，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尖锐矛盾。解放前夕，《正义报》每天都有一篇社论。社论反映一张报纸的走向，是报纸的灵魂。《正义报》的社论委员，有革命人士、教授专家，如杨青田、徐茂先（徐绳祖）、方国瑜等。社论委员们排定时间表，按时撰写社论在《正义报》发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报纸社论不可能在政治上直接反对蒋介石，但不附和他的主张，而是委婉曲折地唱着另一个调子。关心老百姓，关心地方建设，或是扩大蒋与龙云间的矛盾。在特定环境中撰写文章煞费苦心，但表达出的观点，读者还是明白的，使《正义报》一定程度上具有进步倾向。此外，《正义报》抓住人们急于了解时局的心理，报道最新消息，有重大事件则会发头号字体的号外，引起人们重视，发行量较高。其余的民营报纸也发出渴望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吁。

综上所述，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引导下，云南的民营报纸逐渐走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道路上，极大地“鼓动”云南人民乃至全中国的民众参与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洪流中。虽然其中有些报刊因为思想觉悟和问题判断能力的欠缺，发出过不和谐音甚至反对的意见，但是，云南的民营报刊在宣传团结抗日思想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民众接触并逐步了解党的抗日主张提供了重要平台。

注释：

①曹振鹏：《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中间力量的统一战线思想》，《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②张雷、宋烨：《抗战时期昆明报刊的史学研究特色初探》，《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③王作舟著：《云南新闻史话》，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0-81页。

④石仲泉著：《我观毛泽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 93、10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