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妍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必然要对政治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而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开发利用政治资源关系的实质，就是摆正两者之间的位置。中国共产党是执政的主体，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是客体，党的施政纲领、方针政策都要通过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起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想长久执政，离不开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它们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对执政效率、执政合法性、执政方式的探索，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的具体体现，在这些具体实践中研究我党执政与开发、利用政治资源的关系，具有实践意义。

一、从执政效率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开发利用政治资源的关系

执政党的执政效率是指在一定的政治形态中，执政党为了维护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促进政治发展，有效运用政治资源，在领导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中所达到的成效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构成的成本的比例。①

1、执政效率是党在执政过程中对于执政的各种资源的消耗和取得的执政绩效的投入产出的比率。从执政效率的内涵上看，执政效率的构成要素主要有：政治形态、执政党、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政治资源和执政绩效。在这些构成要素中，政治资源、执政党和执政绩效又是关键要素，党是执政效率的执行者，政治资源和执政绩效分别是执政效率的投入和产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适应国情的变化，逐渐由革命党演变为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建设过程中，我们不断借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运用传统的政治资源，如理论资源、制度资源、组织资源、群众资源等，取得了良好的执政绩效，执政效率也明显提高。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不断加强对政府的领导，出现了以党代政的现象，再加上我们实行计划经济，阻碍了执政效率的保持和提高。“文化大革命”使得我党的执政效率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中心又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实施。改革开放之初，在对传统政治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有利于我党建设和发展的新的政治资源，如政治心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理论资源的与时俱进，民心资源的开发、组织和制度资源的不断完善等。通过对这些政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我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绩，党的执政效率逐步恢复并显著提高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党不断开拓新的政治资源，尤其是利用新的科技手段不断开发政治资源，如信息资源、国际制度资源、国家形象资源等，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2、政治资源是执政效率投入的重要表现，如果对政治资源开发和利用得不好，不仅阻碍执政效率的提高，还会使执政效率下降。目前，还有一些因素影响着我党执政效率的提高，势必会影响党的长久执政。一是体制性的因素。这主要体现在政治体制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备。从执政体制看，某些领域出现的党政不分或者以党代政的现象是我党在执政过程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方面。党如果把过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集中在自己手里，势必会影响到执政效率。此外，执政机构内部副职过多，在某种程度上会出现执政成本过高，也会影响到执政效率。从法律体系来看，许多法律还不健全、不完善，法律规范还不规范、不协调，管理法规会出现相互撞车的情况，干扰了正常的执政活动，影响了执政效率。党的执政方式、执政范围在某些时候会超出缺乏细化的法律规范，导致一些官员主观意志为上，以权代法、贪赃枉法，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也威胁到党的执政安全。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在制度资源上不断完备，使党的执政活动更加透明化，不仅可以有效防止腐败，也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保持党的执政地位提供制度保障。二是观念性要素。观念性要素主要指成本意识缺乏、政绩观念错位。从执政成本意识的角度看，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党控制了大多数的公共资源，由于缺乏成本意识，对出现的一些决策失误很少算经济账，而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又严重消耗了党的政治资源，只重投入，较少考虑产出的问题，这说明在观念上缺乏成本意识。在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的时候，如果只重投入，不考虑或者较少考虑产出，执政成本的提高也会影响到执政效率。从政绩观念错位来看，良好的政绩是党的执政效率高的重要表现，也是党不断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保障。但是，当前某些地方的少数干部为了炫耀自己的执政绩效，大搞所谓的形象工程，导致当地民众苦不堪言。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人对政绩观念产生了错位，他们追求的所谓政绩不是为民的政绩，而是“利在一时”、“利在一己”的政绩，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指导下，势必会危害老百姓的利益，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的执政效率，就会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因此，要合理开发和利用观念性的政治资源，即做到执政效率的真正提高，又能为实现党的长久执政不断开拓政治资源。

二、从执政合法性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开发利用政治资源的关系

合法性是政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简而言之，就是执政的权力得到认可的程度。具体来说，执政合法性是指公众对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同，包括价值认同、制度认同和政绩认同。②在现代社会中，执政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关心且回避不了的重要问题。党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寻求执政合法性的过程，从这个过程看，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开发、利用政治资源关系十分密切。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执政合法性的探索大致经历了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培育、流失、重构和丰富四个时期。

1、第一个时期（1949年至1956年），党对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培育时期。经过我党对执政合法性的培育，这一时期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是很丰富的。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资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从此，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一论述的形象概括，充分说明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意识形态被中国民众所接受，并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政治信仰。二是毛泽东超凡的个人魅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所表现出来的雄才大略和卓越的贡献，使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权威性很高。在毛泽东超凡的人格魅力基础上形成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政治资源，在动员、号召、凝聚人心，一起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是优良的党风。党风是党的形象的内在表现。建国后，党先后在全党内部开展整风运动、“三反”运动，及时地清理了党内的少数腐败分子，保持了党的纯洁性。继续发扬革命时期的优良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巩固了群众资源，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2、第二个时期（1957年至1966年），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失阶段。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导致我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逐渐流失，也影响到了我党的执政实践。第一，意识形态的僵化和混乱。在这一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没有结合中国落后的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妄图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马上实现共产主义。主要表现在，不切实际地、过度地追求公有化的程度，从而忽视了最根本的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党对意识形态资源的诉求，可以说建立在激进、狂热和空想的基础上，大刮“共产风”，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当这种思想得不到民众的普遍认同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只有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才能迫使民众接受，民众的意识形态的逐渐僵化和混乱，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合法性也面临着危机。二是对待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这一时期对于毛泽东的崇拜已经到了盲目的程度，在毛主席逝世后，面对我党执政合法性危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一些领导人还试图用“两个凡是”来继续加强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扭曲，也进一步加剧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第二，执政业绩的销蚀，民众政治认同下降。执政业绩是执政合法性的物质基础。建国后，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等，党的执政业绩显著提高，人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但是，1956年后，由于受“左”的错误的影响，一味地追求阶级斗争，忽视了经济发展，导致了中国在政治上出现动乱的局面，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群众的消极和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党的威信受到了严重损害，社会上出现了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党的执政合法性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危机。③

3、第三个时期（1976年至1996年），党执政合法性资源重构的阶段。面对“文革”结束后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失，邓小平以卓越的智慧和战略的眼光，从意识形态、经济绩效和制度规范上对我党的执政合法性进行了重构，使这种合法性又重新回归到理性化的方向。第一，重视经济绩效的发展，不断扩大社会财富资源。“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为此，邓小平确立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战略思想，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喊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响亮口号。正是对经济建设的高度重视，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上取得的巨大业绩，使我党获得了民众的大力支持，执政合法性得到了提升。第二，加强制度建设，在制度上保证执政的合法性。执政合法性的巩固还应该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为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突出强调了民主法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为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是我党在制度建设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制度资源的不断完善，使我党执政合法性越来越朝着法理型方向发展，党在民众中的威信逐渐提升，执政的地位不断巩固。

4、第四个时期（1997年至今），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得到全面发展，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面临着执政合法性困境的挑战。改革开放形成的“经济绩效主导型的合法性模式”，对于维护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把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对政绩的依赖之上，最终会产生被称为“政绩困局”的“两难境地”：政绩平平，将失去合法性；政绩好了，也将失去合法性。④面对新的世情、国情的变化，如何巩固执政的合法性，来保持执政的长久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积极探索，使得这一时期的执政法性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第一，创新理论资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历告诉我们，只有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才能不断指导中国的实践，并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梦”的理念，就是对这一时期党的理论资源创新的重要体现。这些重要的思想指引着中国不断向前进。第二，完善制度资源。对制度资源的完善和拓展不仅仅体现在对国内制度资源上，还表现在对国际制度资源的发展上。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对外代表的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话语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第三，积极提高民众的经济生活水平，巩固民众对党的信任。虽然我国的国民经济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较低，很多民生问题还需解决，因此，把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作为了“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之一。可见，继续通过提高和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获得民众对党的信任和认同，这既是执政合法性巩固的基础，也是党长久执政的保障。

三、从执政方式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开发利用政治资源的关系

执政党执政方式是指执政党获得执政权力、运用执政权力实现执政党的特定目标的方法和形式的总称。⑤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主要涉及到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具体包括政党介入国家政权的方法和途径、政治体制中党政关系的基本模式、政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党权运作模式等。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方式的探索轨迹看，我党执政与开发、利用政治关系是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开发和利用制度资源和权力资源，实际上，我党对执政方式的探索就是如何通过建立和完善制度资源来合理运用手中的权力资源以实现我党的长治久安的。对执政方式的探索，经历了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三个阶段。通过这些时期的探索，党的执政方式越来越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的方式也越来越合理化。

1、建国初期关于执政方式的设计。新中国成立后，党结合中国的国情，设计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方式。第一种模式就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这是在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基础上，以中国的国情为客观依据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是符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政治制度设计，既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⑥第二种模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体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1954年9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宪法的形式正式确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通过这些执政方式的设计，不断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

2、文化大革命时期执政方式的蜕变。这一时期，在执政方式的探索中，正是由于我党没有开发和利用好政治资源，甚至使一些政治资源大量流失，党的执政实践遇到困境。这一段历史恰恰从反面证明了从执政方式的角度看，我党执政与开发、利用政治资源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执政方式要逐步走向法治的轨道，就应该吸取教训。具体表现在：一是权力资源过于集中，会导致权力的失范。因为对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我们失去了对权力的约束，缺乏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资源的支持，破坏了民主，这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要通过制度的完善，使党在充分行使执政权力的同时，又能有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利用好手中的权力资源，为人民服务。二是出现个人崇拜和人治主义。正是由于制度资源的缺失，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手中，因此，在党内出现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我们要以史为鉴，积极吸取教训，通过遵循集体领导的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彻底消除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同时，我们还要逐渐完善各种制度资源，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力逐步纳入法制的轨道，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

3、改革开放时期执政方式的完善。改革开放后，党积极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逐渐实现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进入新世纪，党又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目标，并向着这个目标不断前进。一是不断完善民主和健全法制。邓小平多次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⑦过去，由于我们缺乏民主，法制又不健全、不完善，党在执政的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但只要我们不断完善民主和健全法制，开发和利用好制度资源，就能为党的长久执政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三大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科学执政是指执政中要强调科学性，民主执政它则重在执政的人民性，而依法执政则是强调执政的合法性，把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就是现阶段我党执政方式的完整概括。通过全党的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明的执政党，成为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有这样，才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反之，如果党违反执政规律，缺乏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能力，国家就会陷入停滞、倒退，甚至亡国。所以，能否实现这三大目标，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以及党的生死存亡。而要实现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三大目标，就要充分开发和合理使用政治资源。

注释：

①谭鹏：《党的执政效率问题研究综述》，《探索》，2007年第6期。

②孙肖远：《执政合法性的三维解析》，《江海论坛》，2010年第5期。

③陈文联：《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巩固执政合法性探索历程》，《南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④（美）S.P.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9-64页。

⑤⑥董树彬：《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进程》，《宁夏党校学报》，2010年第5期。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⑧《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