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亿 杨 方

（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传统和政治优势。群众路线的提出和凝炼是一个历史过程，它萌芽于建党和大革命时期，孕育产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式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与实践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四大修订的党章，将群众路线表述为“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关于群众路线经典的表述。中国共产党人把自身的价值旨趣和最高追求浓缩在这个表述中，在这精简的几行字里，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词语和价值判断。本文试图以黑尔的价值语言理论为基底，站在黑尔的理论视阈分析群众路线中的价值词和价值判断。

一、群众路线表述中的价值词分析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凭借日常表述习惯来看，这一句解释性的描述话语，清晰地说明了群众路线的概念和特征。但是，把它植入到一个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或行政逻辑的语境，这句话所承担的意义就绝非描述那么简单，简短的38字隐喻了执政党的价值旨趣。通过词组的拆分，我们可以发现在政治阶位（语境）内，群众、为了、依靠、来以及去这些词语都具备了价值属性。也即是说，这些词语都属于群众路线表述中的价值词。

1、群众。从词的发生角度追溯，“群众”一词最早出现的含义是指多数人的集合，其本身不具有价值色彩，属于一个纯粹的描述性词语。自与政治现象结合之后，群众的属性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政治色彩、价值色调等一系列属性被添加到它的词性中，使其拥有了政治内涵和价值意蕴，成为当代最为“高调”的政治符号之一。在西方，群众一词充斥了黑色基调，甚至是诅咒性质的氛围。马基雅维利、勒庞等思想家无一不贬低并且惧怕群众（尽管很多人并不反对民主），认为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具有非理性、盲目性、情绪化、判断能力低下等特征。因此，在这种语境下，群众一词成为了贬义词，规避群众是群众这一词语最大的价值意蕴。马克思从实践出发，向人们揭示了最简单也是最不可否认的现实——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从而使群众具备了褒义的色彩，具备了革新的价值底蕴。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的行语氛围里，群众对现实的革新力、创造力是其具备的最大价值意蕴。这也正是群众路线表述中群众一词的最大价值底色，说到底即是认可并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作为核心准则。群众一词经由政治的化学反应之后，具备了价值属性，从而也具备了价值评判的功能。

2、为了、依靠。一旦“群众”词性里具备了价值属性，那么，所针对或者围绕它而发生的行为也就同时有了价值属性。“为了”和“依靠”正是围绕群众发生的行为，在群众的价值底色影响下，这两个词也具备了价值成分。其价值属性最根本的获取方式在于，两个词从根本上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群众的理念和态度，不是英雄或者精英至上，而是群众主体，强调群众的根本地位。这也是“为了”和“依靠”两个词语在群众路线表述中能够形成价值词的根本原因。“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价值承诺和力量的源泉。由此可见，群众观点是群众路线的核心所在。这也就不难推断，“为了”和“依靠”两个词语所承载的价值，正是体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哲学理念和根本逻辑。

3、来、去。“来”和“去”是两个动词，展现的是动作。按照日常的行语习惯，单列的动作词很难蕴含价值色调。但是，对于动作的施力者和受力者来说，一个动作词就可能形成价值色彩，并表示一定的价值指向。群众路线表述中的“来”和“去”，本身不会有价值色调，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施力者）和人民群众（受力者）却是一次丰富的价值展现过程。“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来一去，展示的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一个完整的反复的认识过程，二者均是获取正确认识必须经由的动作。这个即是“来”与“去”二字的认识论价值。再者，“来”与“去”在具体层面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政策决定的施行逻辑，通过“来”获取政策决定的依据和方法，通过“去”检验并且评估政策决定的成效并作出调整。这个即是“来”与“去”二字的科学决策价值。

二、群众路线表述中的价值判断

在伦理学家看来，“我们对某种行为在道德上的好恶之感，以及在遵行规则、承诺、合作等行动上的‘道德感’，在其背后都蕴涵着一种由价值语词连接的道德判断，这在本质上属于一种道德语言。”①由“群众”、“为了”、“依靠”、“来”和“去”等价值词语构成的群众路线表述，也蕴含了一定的道德判断，本质上也属于一种道德语言。而这种道德判断和道德语言，正是群众路线表述所散发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价值的判断和行动的指南，更是每一个共产党人的价值信念。

1、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作用，是群众路线的先决条件。“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这是一个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值命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角，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了社会历史前进。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作用，是群众路线表述层里蕴含的第一个也是首要的价值判断。第一，秉持什么样的群众观点，决定了形成什么样的关于群众的价值判断。正如前文论述的西方传统的群众理论一样，贬低群众，必然带来的是规避群众的英雄史观，认为历史是由少数天才、英雄人物所创造的，这部分人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向。英国学者卡尔列尔就曾豪言：“全世界的历史，人在这个世界中所完成的事业的历史，照我看来，实质上是在那里在地球上劳作过的伟人的历史……伟人的历史构成了全部世界历史的真正灵魂。”③马克思、恩格斯彻底的批判了这种历史唯心主义，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马克思曾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范围的扩大。”④可见，秉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得出的是群众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发展的价值判断。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群众的理念之表述，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作用必然是其天然的价值判断。第二，关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作用的价值判断，不仅为理念推演所得，更是实践证实使然。中国共产党九十余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没有广大的人民群众，党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更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陈毅在评价淮海战役时说：“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胜利。”这句话深刻而又形象地点明了人民群众在党发展历史中的伟大作用。理论推演和实践证实都指向了一个历史的判断：在坚持群众路线的过程中，务必首先树立并且秉持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作用这一先决的价值判断，否则，就会出现群众观念松动、作风疏离群众、忽视群众作用的现象。

2、群众路线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是党执政合法性的逻辑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选择，这无疑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合法性。坚持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始终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地位赢得了稳定、广泛而又深厚的民意认同基础。群众路线正是民意认同基础来源的路径之一。因此，可以说，群众路线为党的合法权力来源提供了民意认同的基础。刘少奇指出：“党员是否成为群众的领袖（不是他自己认定自己是群众的领袖，而是群众认定他是他们的领袖），那完全不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不是由于党的任命，而是由于我们的党员能够了解群众能够牺牲自己，最忠实地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能够说服群众，能够在长期的斗争中证明我们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⑤党依靠艰苦的群众工作，赢得民意的认同，保障了革命的胜利。这一条路线同时也在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与法律基础一道保障和巩固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尽管法律基础是世界各国执政党派合法性的普遍逻辑证明，但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坚持群众工作赢得民意认同，从而获取合法性，亦是必要坚持下去的逻辑思路。群众路线的表述，深刻蕴含了关于这一逻辑思路重要性的价值判断——坚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坚持来与去的两个动作，巩固、保障了党的执政合法性。

3、群众路线是党的工作作风，但也需要制度的保障落实。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尤其是新时期党执政面临着新挑战、新风险，对于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单纯在共产党人作风层面上提出要求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制度层面上多做文章，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这是群众路线在新时期应具有的新的价值层面上的判断。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⑥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一项巨大的政治优势。从“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的歌谣开始，到毛泽东同志长征途中给老人披衣加裳，再到无数的优秀的共产党员，无一不反映了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反映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尽管群众路线的表述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语词变化，但是，与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工作作风这个价值信念从未发生变化。正如党的十八大所指出的那样：“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在四大考验面前，脱离群众成为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如何应对这个危险？走群众路线是一条历史的道路，但如何走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坚持群众路线依靠某个党员或者领导干部形成紧密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与习惯，诚然可以起到较好的作用，但是其随机性和偶然性还是比较大的，会出现因人而异的情况。新时期面临的诸种新问题迫切地呼唤形成保障群众路线实行的制度架构，即坚持群众路线需要制度的保障。

三、从价值词和价值判断看新时期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必要性

由系列价值词和价值判断分析组成的群众路线表述，最终形成了一种政治性的价值语言。按照黑尔价值理论分析，群众路线的表述已经具备了描述和评价两种意义。而如何处理这两种意义又成为了群众路线执行中容易掉入的错位陷阱，因为任何的价值语言都具备描述和评价的意义，从阶位来讲，评价意义是首要的，而描述意义是第二位的。一旦评价意义和描述意义出现错位，就容易出现脱离群众的现象。邓小平曾经说：“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生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⑦脱离群众路线的根本原因是对群众路线内涵价值的模糊认识，认为群众路线是简单的描述性存在，而不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评价存在。描述性意义提升到主角的地位，最容易导致的是“说的天花乱坠，做的南辕北辙”的现象，表面是群众路线，但实质是反群众路线的。新时期党中央一直强调反对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实质也是这种描述意义和评价意义错位现象的反映，描述意义大于评价意义，悬置了评价意义。走群众路线的过程中，出现描述和评价错位的现象，正是新时期再一次把群众路线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进行学习和贯彻的必要性之所在。

注释：

①席天扬：《当代元伦理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简析黑尔对“道德语言”的建构》，《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

②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1094页。

③转引自张如心：《论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哲学研究》，1957年第3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⑤《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