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林涛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一、提出问题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48条从诉讼法典层面将“技术侦查”措施法制化，赋予侦查机关在特定类型的案件中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以增强侦查机关对特定严重犯罪的反应能力，进而加强对此类犯罪的控制与追惩；同时，也从程序上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严格控制，以防止该措施的滥用造成对人权的侵犯。此次修法中，立法者所秉持的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立法理念溢于言表。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一直呈现“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特征，“立法部门在对立法内容缺乏足够把握、担心立法规定过细导致窒碍难行的情况下，习惯性地将立法线条勾勒得较为粗放，具体内容交由司法解释（不限于两高的司法解释）去‘渲染’”［1］。例证之一即为，有关“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高度抽象、概括，所构建的制度框架显然属于粗线条的简单勾勒，无法给予司法适用具体、细致的操作细则性指引。

毋庸置疑的是，任何时代的立法都不可能完美无瑕。立法固有的特征与缺陷，为司法解释提供了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理由。首先，存在的必要性。刑事诉讼立法，与其他部门法立法一样，面临两大重要任务。一是如何使“纸面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法律的实际效果［2］。无论是法律文本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装填、还是法律实际效果的发挥程度，都取决于法律条文本身所具有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