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玉胜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是法治进步

文 张玉胜

尽管《行政诉讼法》不无“民告官”的法律称谓，但在具体行政诉讼案的审理实践中，“民告官不见官”的现象却是司空见惯。有统计显示，全国发生的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首长作为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的比例不到千分之二。针对这种现象，对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建议增加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也可以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纵观行政首长在“民告官”诉讼案件中的严重缺席，其自恃公权力的“官本位”意识当属根本内因。一些政府官员不屑与民众平起平坐，尤其是把政府当被告、与百姓对簿公堂视为有失面子、有辱身份的大逆不道；加之对依法行政的底气不足，担心因应诉能力缺乏而丢人现眼。因此“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入法，能彰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督促政府官员以案学法，有效提升其“打官司”能力的现实需要。

正是考虑到行政首长肩负重任、统揽全局的履职实情，行政诉讼法修正案并未“一刀切”地强调其“逢诉出庭”，而是实事求是地为其预留了“不能出庭的，也可以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的缓冲地带。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人性化”考量不能成为行政首长随意拒绝出庭应诉的理由与借口。为此，北京、河北、广东等地都明确规定了行政首长必须出庭应诉的若干情形，这或不失为对该条款进一步规范完善的有益尝试。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入法，其意义不只是为了就事论事的诉讼审理，更在于政府官员对敬畏法律、践行法治具有的率先垂范引领效应。此外，“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入法还只是完善“民告官”法律的第一步，“出庭”还要”出声”，“见官”更需“见效”。只有政府官员彻底摒弃官本位思维，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尤其是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制度监管、效能考察，切实纳入对政府法治建设的考核内容，出庭应诉才有望规避流于形式的制度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