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昊苏

对《红楼梦》的研究，已经成为近百年学术界的“显学”之一。建立“新红学”研究的理论范式者乃胡适，他也被红学家们奉为不祧之祖。在新文化运动“再造文明”的大的文化背景下，胡适力行白话文学尤其是古典白话小说的考据研究，并用科学方法以证成之，具有援西入中的现代学术意义。他的古典白话小说研究持续四五十年之久，用力甚深，范围甚广，成果甚大。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中，他摧破传统的评点派与索隐派“旧红学”，而通过考据作者、版本等内容，建立“新红学”的理论模式。他的研究以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为早期代表，1928年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为成熟期代表，在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也成为《红楼梦》研究的指导范式。不过，胡适的学术成果虽对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推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平心而论，他的红学研究仍未臻于至善之境界。胡适自称：“至少我对于研究《红楼梦》问题，我对它的态度的谨严，自己批评的严格，方法的自觉，同我考据研究《水经注》是一样的。”这种自我评价虽然大体如实，但亦有过分自信之处；而他的研究思路与认识论，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亦有于反思中求发展的必要。因而，对胡适的红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其局限性进行再反思，不仅是对胡适的学术史地位进行重新定位的问题，同时也是对现当代红学界如何摆脱研究困境进行思考的出发点，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即从认识论与方法论两大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反思，并力图探索当代红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