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玉

（中央财经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国际投资领域中的国民待遇原则，端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拓展海外资本市场的推动，最初先由国内法和双边条约接纳，而后推广至区域性和全球性多边条约，并在国际法律基础上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具体说来，以GATT和TRIMs为代表的“一揽子”多边贸易、投资体制对国民待遇原则的强化，使国民待遇原则对各国的外资法的实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下称自贸区）的设立，以及在区内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有关外商投资行政审批的规定，标志着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将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管理模式转向“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管理模式。

一、“负面清单”对国民待遇原则的发展

“负面清单”模式源于“二战”后美国与相关国家订立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FCNT）。其特征就在于以否定性列表的形式标明外资禁入的领域，“否定性清单”之外的产业和部门均属于外国投资准入的领域。相比之下，传统的国家间投资协定下的外资管理体制，包括《服务贸易协定》（GATs）体制下成员单位的主要义务内容，多表现为以“肯定性列表”方式对国内相关产业或领域的开放做出承诺。我国多年来一直沿用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列举方式将外商投资领域分别归类于“鼓励”、“限制”和“禁止”之列，仍属传统方式下的外资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