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伟

1977年考入西师中文系的学生，大多有几本好书。进大学，基本上都把书当宝贝似地带上，以便随时翻看。

大约第一学期的半期过后，我们班级就闹起恐慌。上课放学，有人发现自己下课上了趟洗手间，回到教室，抽屉里的书不翼而飞，好几间男生寝室的同学相继丢书。怀疑清洁工，但若是清洁工，宿舍和教室的清洁工是不同的人，更何况清洁工拿这些专业性很强的书做啥？他们又不读，卖也不值钱。排除了清洁工，怀疑小偷，但比书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没有掉，小偷不会那么高雅。唯一可怀疑的对象，就是朝夕相处的同学，于是大家破口大骂，骂得很难听，祖宗八辈儿一个不落地株连进去。那个时候的人没几个钱，关键的是丢的书，市面上不好买，失者的愤怒可以想见。一段提心吊胆之后，平静了一个多月，大家心情刚平复下来，失窃事件又开始出现在寝室。发案时间基本锁定在半夜后时段，重庆天气太热，男生寝室基本不关门，蟊贼乘虚而入，顺手牵羊。

几个脑瓜子比较聪明的不再叫骂，形成默契，实施引蛇出洞谋略。A室有位同学故意在晚寝灭灯前，把翻看了的一本托尔斯泰的《复活》丢在床前的桌上。B室有位同学丢了本王力的《古代汉语》在桌上。C室的有位同学丢了本《说文解字》在桌上……同学们都佯装熟睡。

“诱饵”在靠窗户的桌上，凌晨2点左右，各寝室已经灭灯。过道上一人鬼鬼祟祟，轻轻推开C室虚掩的房门。月光透过树阴，透过纱窗，魅影窥探了一分钟，室内鼾声如雷，这才蹑手蹑脚摸了进去。他直奔目标，贼手伸向《说文解字》。靠门的下床同学一个鲤鱼打挺，堵住贼路，几只电筒强光直射贼首，瓮中捉鳖。C室喧闹起来，刹那间，人们都跳下床奔了过去。其实，之前大家已经怀疑过这位窃贼，只是大家不愿相信这是事实，因为此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他平时也较为豪爽，时不时请同学吃饭，大家丢书那会儿，他还骂得最厉害，“贼喊捉贼”，他能称为贼吗？

魅影B傻了眼，脸丢得实在太大，几个寝室的男生拥堵在C室。B试图狡辩，“我就拿去翻一翻。”没有谁相信他的谎言，不知谁说了一句，“查他的箱子！”人们涌到B的寝室，不由分说，砸开木箱，“哇噻！”大家惊叹不已，木箱内的大部分书都是同学们丢失的。人赃俱获，B灰溜溜地低下了平日高傲的头。

翌日，系上也知晓此事，家丑不可外扬，何况B除了偷书，其他表现都不错，系领导希望和风细雨处理。辅导员说：“这点事儿，也够不上刑法，连开除团籍都够不上，大家批评帮助吧。”尽管同学们心有不甘，但细细想来，十几本书真的还立不了案，同学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同学一场，也是缘分，古人说得好：穷寇勿追。

既然要批评帮助，就得开会走程序。于是班级团支部先开会。B的“自我批评”，让全体同学大跌眼镜。他哪里在做自我批评？分明是以平静的口吻讲述邻居阿猫阿狗的故事，一点也听不出说的是自己，并且说“拿”同学的书，绝不是为了贪图小便宜，而是为了更好地学习。说到为振兴中华努力学习，慷慨激昂，压根儿就没有痛定思痛、痛改前非的言语，倒好像是在台上做煽情的政治演讲。他的结尾，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奇葩：“读书人窃书不算偷吧？”大家被他逗得无语，继而哑然失笑。孔乙己是读书读迂腐了的旧文人，B读书，读得聪敏过人，插科打诨，加上狡黠的“幽默”，大家恶气释放，也就得饶人处且饶人。

那个时候的人，最怕两个“偷”字，一个是作风败坏，“偷”男人；一个是三只手“偷盗”他人钱物。这两类“偷”，人们下意识觉得罪不容赦。B“窃书”，得到了宽容，其实谁没有一点类似行为。我就在“文革”初期造反派打砸抢，毁掉各类文物古迹，烧毁各类图书最疯狂的时候，获悉家乡的小学校长办公室即将被扫除“封资修”，果断提前下手，以革命名义“袭击”办公室书柜，取走了好几本写红军故事的《红旗飘飘》。几十年过去了，我与一位十分崇敬的文坛前辈聊及自己这段不齿的历史，前辈哈哈大笑，“你这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一个追随我的文学小青年与我一道，把乐山城里的几个图书馆都扫荡遍了。我们扫除是保护，造反派扫除就是毁灭。那个小青年‘文革’过后，考上名牌大学，还留学德国读博士，好多年前就是我们省里数一数二的划肚皮的专家了……”

我们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偷窃”，还真有“保护文明”之功。B的行为，尽管主观愿望是为了学习，但是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不过，那次他“讲述别人的故事”之后，再没有类似举动，还成为了一名好学生、好同学。多年后，他在某所大学成为了名教授，当然，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对他带的研究生讲述那段孔乙己新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