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陈毅是一个非常开明的父亲，也是一位十分放手的父亲，我们兄妹的生活、学习都是由母亲严格督促的。父亲从不干预儿女的选择，他充分相信儿女们的自立能力，但是也绝不放纵，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首先是气质的熏陶和表率的影响。他很少训斥我们兄妹，每遇到一些事情，他总是寥寥数语，就给我们很深的印象。

1952年的一天下午，父亲忽然让秘书把全家拉到南京中山陵的路旁。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不久一阵欢呼声鼓掌声从远处传来。不一会儿，父亲陪着毛主席走向中山陵，所有的游人都停下来使劲鼓掌，不停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时我（陈丹淮，陈毅次子，1943年生，解放军陆军少将）才明白，父亲就是让我们目睹一下毛主席的风采。回家后，爷爷和奶奶一直十分兴奋，爷爷说：“这是真龙天子啊！”我反驳说：“迷信，是主席。”爷爷坚持说：“现在称毛主席。要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称真龙天子。你懂什么？”我说：“你思想落后。”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同学听说我见到了毛主席都问长问短，我也感到幸福极了。

父亲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很遵守保密纪律，从来不在家里透露什么消息，也很少与我们谈及国家大事。但有两次例外：一次是人大会议之前，他在吃饭时问我们：“如果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你们同意吗？”我没有思想准备，也不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才说：“如果毛主席自己不愿当，那当然听他的。”昊苏（陈毅长子，1942年生）、晓鲁（陈毅三子，1946年生）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

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按常例中共中央是要派高级代表团去参加的，可那时中苏论战很激烈，两党的分歧使得两国的关系也十分紧张。也是在吃饭时，父亲说苏共要开会了，你们说我们要不要去参加。

昊苏说：“参加，参加去和他斗争。”

我说：“可参加可不参加，参加与他斗争，不参加也是反对的意思。”

晓鲁说：“不参加，不给他捧场。”

父亲笑着对晓鲁说：“嗯，还是你干脆。”

不久，中央就宣布不派团参加苏共大会。晓鲁从小就确实有些过人的看法。

1964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开展了一场反对不良倾向的运动，集中批判各种自由主义。其中一个学生在日记中写着：“陈毅讲红与专，完全是和林彪的‘突出政治‘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相对立的。”学院自然将这位学生批判了一顿，不过却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忧虑，连着几天都心事重重。正好同学张九九从北京回校了，她告诉我，父亲身体不好，正在休养。我听了更加坐不住了，就向学院请假，理由是父亲身体不好，要回家看看。

到了北京，一进门看见父亲在大厅里散步。他看见我很奇怪：“咦！你怎么回来了？”

我说：“听九九说你病了，我特地请假回来看你。”

父亲顿时大喜过望，拉着我的手向房里走，一面大声喊我母亲：“张茜，张茜。”

喊得母亲有点心慌，一面往外走一面说：“又出什么事了这样大喊。”迎面猛地看到我也是一愣：“你怎么回来了，有什么事吗？”

父亲抢着说：“小丹回来看我的，听说我病了。”他又感叹地说，“儿子长大了，懂事了。”

晚上我陪父亲散步，就把学院的情况告诉了他，把我的困惑说出来了：“有人说你讲的红与专和林彪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不一样。”

父亲反问：“你是怎么看这事的呢？”

我把握不定地说：“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对，你讲的红与专，我同意，不能都当政治家，也不能没有政治方向。林总讲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是中央同意的，我也接受，这也是在强调理论的作用。可是这两个说法放在一起，就让人觉得不协调。我也不知道怎么看了。”

父亲笑了：“你倒是说实话。你要知道有些问题在中央也是有争论的，今天你提的问题，我也不能讲清楚，也不是简单就能讲清楚的，有些事情需要用时间来证明的。不过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你们当学生的，搞科学技术的，各行各业都要红专结合，才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我点了点头，但心中的忧虑仍然没有解开。

忽然父亲严肃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在担心我。”

我怔怔地看着父亲。

父亲又笑了：“我对自己是有信心的，你们也要有信心，不要担心。”

以后我与父亲就没有再谈过这样严肃的话题，但是我牢记两条：对父亲有信心，时间会证明一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