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资源禀赋”这一问题最早是由Smith(1776)提出，随着20世纪70年代出现“荷兰病”而受到关注，Auty(1993)将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称为“资源诅咒”。该命题强调，自然资源可能对经济有阻碍作用。那么我们会思考中美两国是否陷入“资源诅咒”？以及两国经济与“资源诅咒”是否有着相关的联系？如果存在，中、美两国引发的机制是否相同呢？

1 “资源诅咒”及引发机制文献综述

“资源诅咒”引发机制的研究，首先，先从“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开始论述。其次，它的引发机制从国内外文献参考主要包括贸易条件恶化论、“荷兰病”效应、挤出效应、制度机制四个观点。

“资源诅咒”存在论：该论点的代表首推萨克斯和沃纳(Sachs and Warner，1995，1997)。他们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在控制住贸易政策及投资率等通常认为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后，自然资源丰度依然与经济增长速度成反比；贸易条件恶化论：结构经济学家家劳尔·普雷维舒什(Raul Previshush，1949)开始注意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副作用，资源出口使本国贸易条件恶化的表现在：由于初级产品市场存在竞争性，它通过价格将成本降低的结果传导给消费者，因此，资源等初级产品的价格相比制造业有下降趋势；“荷兰病”效应：Sachs和Wamer(1995，1997，1999)提出的“荷兰病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一个国家划分为三个部门：可贸易的自然资源类出口部门、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以及非贸易产品部门；挤出效应：自然资源挤出了某些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驱动作用的因素，从而导致资源富集经济体失去了长期增长的动力。阿西亚和拉赫瑞(Asea and Lahiri，1999)通过建立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论述了丰裕的自然资源通过提高非熟练劳力的工资而挤出教育投资，从而导致“资源诅咒”的机理；制度机制：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制度机制越来越受到重视，该机制的主要观点是，丰裕的自然资源会通过引发腐败、寻租等途径弱化制度质量，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的资源大国，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两国的资源经济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因而，在“资源诅咒”视角下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异同相伴的中、美资源经济兼备现实和理论意义。下面本文将通过两国对比，比较引发机制分别在两国的适用性和表现。并对为什么有的引发机制在该国有存在的条件可是在该国的整体经济上并没有呈现“资源诅咒”的现象给出解释。

2 中、美经济资源评估和分析

在中、美两国持续发展和国际资源价格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沿着“资源诅咒”主要引发机制的论述路径对2000年以来的中、美资源经济进行对比评估和分析。

2.1 贸易条件

2.1.1贸易条件是否恶化

在1999年以前，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在上下波动中略微上升，1999年以后，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明显下滑，尤其是从 2004年开始，贸易条件急剧恶化且一路下滑。相比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美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在1999—2009年保持缓慢增长态势，只在2010年出现过猛烈的上升。而收入贸易条件和各国的出口数量息息相关，使得2008-2009年美国的收入贸易条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下降。随着金融危机的好转，美国的收入条件在2009-2013年重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可见，中、美借助资源优势，中国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美国的贸易条件是呈现缓步改善的趋势。

2.1.2 贸易条件相异分析

资源价格始终受需求和供应的制约，中国出口产品的基数很大，但是大部分是初级产品的出口，即劳动密集型产品，面对资源价格的上升，国内的资源难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需要从国外进行资源的进口，常年累积，中国的贸易条件是逐渐恶化的。

在需求增长和供给有限的双重制约下，首先，美国出台新的政策来节约资源。其次，美国将绝大多数的自然资源贸工业建设而不是出口，并将大部分资源进行了就地转化和利用。从而，美国具有较强的抗国际资源价格的变动性。因此，美资源模式的贸易条件没有恶化。

2.2 “荷兰病”效应

2.2.1 “荷兰病”检视

按照荷兰病的角度逻辑分析，两国将发生这样的变化：汇率升值→能源部门挤占制造业部门投资→出口结构初级化。最终引发资源诅咒。为此，有必要对对两国进行“荷兰病”的检视。

图1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

(1)从中国角度分析

从汇率变化，由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从2000-2013年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持续升值的，资源的出口增加可能是其促进的因素之一。

图2 中国资源和采矿业固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

图3 中国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

图4 非矿业占名义GDP比重

图5 矿业部门占名义GDP比重

从投资分析，由图(2)可以看出中国资源和矿产的投资并没有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比较平稳。由图(3)可以看出，相对中国对资源和矿产的投入，制造业的投资在近13年来环比增加。由图(4)、图(5)可以看出，矿业部门的投入占名义GDP的比重相对于非矿业占名义GDP的比重是相差很大。由上分析可以看出，制造业并未表现出下滑的趋势，资源和矿业部门也并未表显示出强劲的增长趋势，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上涨并未形成能源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

(2)从美国角度分析

从汇率变化来看，相对于中国的汇率上升，美国的汇率是呈下降的趋势。“荷兰病”的逻辑是，该国家的汇率出现升值。所以，从汇率角度来看，美国不存在“荷兰病”的征兆。从投资来看，美国的矿产和资源的投入是稳定上升的，但总投资额占该国GDP 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美国GDP是巨大的基数，相比高科技和汽车等制造业的投入，资源和矿产的投资比重相对较小。

2.2.2“荷兰病”征兆差别分析

中国一定程度上呈现汇率上涨→挤出投资→出口结构初级化的“荷兰病”征兆，但经济增长没有减缓。这与资源价格上涨引致资源产业迅猛发展有关。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中国的低廉价劳动力市场吸引了国外的大量直接投资，在中国具资源和劳动力有比较优势的地方进行开厂，其中大部分的工厂为制造业，中国虽出现“荷兰病”征兆，由于国际贸易的资源转移到中国，带动了经济增长，从而抵消了“荷兰病”的影响，未发生“荷兰病”结果，资源繁荣促进经济增长而非停滞。

相对比中国出现“荷兰病”的初症：汇率上升。美国出现了不一样的情况，汇率下降→促进投资→出口结构改善，经济出现稳定持续的增长，19 世纪的美国将绝大多数自然资源用在国内工业化建设而不是出口，并且将大部分资源进行了就地转化和利用，这是美国避免“资源诅咒”的重要前提。坚定依靠国内市场，不仅使美国丰富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得到最大化利用，而且规避了国际市场上资源价格频繁变动带来的风险，从而使美国掌握了资源定价权和资源开发自主权。因此，美国没有出现“荷兰病”的征兆。

2.3 挤出效应—人力资本

2.3.1 人力资本的评估

挤出效应强调的是，丰裕的自然资本会影响人们对经济发展要素的判断，主要体现在教育、投资和创新方面。本文主要以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GDP)比重来衡量人力资本积累来分析挤出效应。

对比中、美两国的情况来看，尽管两国的资源部门在不同程度上有着扩张的趋势，但教育占公共支出的比重并未大幅度的下滑(图6、图7)：中国出现缓慢上升的趋势，美国则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态势，说明资源产业扩张在两国没有产生挤压公共教育支出的恶果。

图6 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比例

图7 美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比例

2.3.2 人力资本未被弱化的分析

中、美人力资本没有按照“资源诅咒”论的逻辑出现恶化。原因在于，资源产业对人力资本的吸收相对于正在兴起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并没有占人力资源的很大比例，同时忽略了政府的强制作用和国民素质意识的提高。

首先，资源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对资金的需要相对于劳动力相比要大得多。其实，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强制的接受义务教务，人们的思想素质提高等等消

弱了“资源诅咒”的挤出效应。此外，投资教育的回报率较高，尤其是私人回报高于社会回报，投资教育就成为资源丰沛国家和个人的重要选择。所以，资源产业弱化人力资本积累的论点依据不足。

2.4 制度机制

2.4.1 制度比较

沿着制度恶化的思路，本文从外部和内部扭曲两个路径检视两国制度。

从外部扭曲看，中国腐败情况较为严重，与其他金砖国家比较，腐败状况更为严重，不过出现好转迹象；美国一直保持较高的廉洁指数，没有出现寻租活动加剧的症状；为评估内部扭曲力，本文选取世界治理指数数据库的政府稳定-没有暴力、政府效率、管理质量、法治和控制腐败五项指标予以对比(表1) 。两者相较，中国各项指标都落后于美国。在资源产业冲击下中国出现了腐败加重状况，整体质量弱化的现象。美国成功避免了腐败加剧、制度弱化的情况，保持了良好的质量水平。

表1 中、美治理指数 %

资料来源：世界治理指数数据库

2.4.2制度相异分析

中国制度的弱化与美国制度的稳健形成鲜明对比，原由在于资源出口和制度互动的差异。资源出口对中国制度的弱化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资源价格上升带来暴利，刺激寻租、腐败等现象滋生，直接冲击尚不完善的制度；二是资源收益阻碍了原应进行的改革，从而在中国形成这样的事实：国家缺乏推行国家现代化改革的强大动力。

资源的冲击同样在美国存在，使得美国减弱了改革动力，享受资源收益带来的安乐。但由于美国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远比中国完善，阻止了资源引发的制度恶化。

3 结论与探讨

3.1 初步结论

通过对中、美资源经济的评估和分析，初步可作如下结论：

(1)“资源诅咒”相对于美国，在中国更具解释力。虽然其他因素对“资源诅咒”的发病途径进行制约，但中、美均未完全脱离“资源诅咒”的阴影。这一命题至少部分解释了两国资源经济中存在问题的原因中国制度恶化以及资源模式形成的症状都说明“资源诅咒”具有一定解释力。

(2)“资源诅咒”命题不完善，两国差异性不能明确解释。

3.2 探讨：面对“资源诅咒”中国的应对方向

本文从“资源诅咒”引发机制的视角将中国、美国的资源和经济纳入比较分析框架，初步从“资源诅咒”贸易条件、“荷兰病”效应、挤出效应、制度机制四个引发机制的角度分别对中、美两国进行评估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出现了“资源诅咒”的征兆，但在整体经济形势上并未表现出资源阻碍经济发展的现象，而美国并未表现出“资源诅咒”的迹象。为此,面对“资源诅咒”中国的应对方向：

(1)政府的引导至关重要。 资源丰裕的发展中经济体不仅通常缺乏好的制度，而且缺乏经济起飞所必需的公共基础设施，对这些国家而言，政府是最主要和最有效的制度安排。

(2)“资源诅咒”并非必然，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关键。我国在资源开发中应坚持内需牵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3)资源富集区应通过就近工业化战略提高资源就地转化率。应改变目前某些资源富集地区带有一定掠夺性的单向资源输出做法，鼓励有条件的中西部地区就近进行资源深加工和应用，以真正通过资源开发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并逐步缩小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所谓“资源诅咒”是可以规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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