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柯杰

2014年7月28日凌晨，一场大火将宁波一座百年天主教堂烧成无顶的空空框架，这座被称为宁波记忆地标的全国文保单位，成为一具只有墙壁和钟楼建筑的空壳。

消息传开，许多宁波市民冒雨前来，在现场的警戒线周围观看，一些摄影爱好者举着相机，试图为这座百年教堂留下影像。

当天下午4时，教堂所在地江北区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确定该教堂在火灾中过火面积达500多平方米，同时公告消防等各部门正在鉴定火灾原因。一些宁波本地的文物爱好者在惋惜的同时，希望政府能就此问责。

地标建筑遭遇大火

这场大火几无先兆。

据一位目击者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他和朋友当天晚上在教堂附近的酒吧内喝酒，深夜准备回家时，听到出租车司机说教堂失火。他走了一百多米，穿过甬江大桥的引桥，来到教堂附近的广场上，看到黑烟从钟楼后冒出，消防车的第一批水枪已经把水喷射上去。几分钟后，增援的消防车呼啸而来，但大火似乎烧得更快，一眨眼就蔓延到了钟楼，冒出滚滚浓烟。

老外滩天主教堂是浙江省现存年代最为久远的天主教堂，始建于1872年，1899年增建钟楼，形成今日样貌。

2006年，老外滩天主教堂被列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它是老外滩的最高建筑，也是宁波殖民历史的象征。作为活文物，该教堂依然是宗教场地，每个星期都举办教友活动。

从另一种视角看，天主教堂是宁波作为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繁华的历史见证，也是宁波近代城市文明史的开端。

据周时奋所编写的《鄞县志》记载，与宋元时期的兴盛相比，明朝以来，宁波作为港口贸易的功能逐渐衰弱，连年海禁让海运业萧条残存，只与日本等开展一些国家规定的贸易。

清康熙后期开海禁后，宁波航运业逐步恢复，并形成本土第一支沙船帮，百年来积累了大量财富，在上海开埠后迁至上海，成为近代上海民族资本家的主力部队。

1844年1月1日，宁波作为五口通商城市正式开埠。开埠后，欧洲各国列强很快建立自己的领地，设立领事馆和商务中心。在如今天主教堂往北的区域内，形成一条狭长的沿海居住地，获得了治外法权，成为“国中之国”。在这里，自然少不了建造教堂。

葬在教堂的法国传教士

老外滩天主教堂并不是宁波最早的天主教堂。

1842年，宁波开埠前两年，天主教传教士法国人顾芳济就来传教，5年后，顾芳济在宁波药行街买地建教堂，但落成一年后倒塌。

直到1872年，法国一位传教士用两年时间建起如今被烧毁的老外滩天主教堂。教堂选址在奉化江、余姚江合流成甬江的三江口一块凸出处，位于外国人居住区的南侧。自此往西是余姚江——从绍兴平原到宁波的重要物资水道，如今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运河中杭甬运河的一部分，往北就是甬江入海水道。

教堂用砖头砌厚墙，再用杉木做成十字顶，上覆瓦片。此次着火前，基本保持着当年建筑整体结构的原汁原味。

1879年9月，法国传教士赵保禄到宁波，5年后接任主教，以这座天主教堂为平台，开始在宁波的传奇一生。

开埠后，宁波洋教盛行，传教也充满竞争性。据《鄞县志》记载，其中基督教就有14个教派，互相争抢地盘，后签订“睦谊条约”，划定地盘各自传教。

赵保禄更善于经营关系，在外国领事、宗教界和宁波官民各界穿梭交际，渐成宁波风云人物。他在宁波长达40余年，贯穿晚清直至民国。宁波民间谚语说，“道台一颗印，不如赵保禄一封信”，彰显其在宁波官场的影响力。

据史料记载，赵保禄与当时宁绍道台、后来的洋务运动领袖薛福成，因中法战争有过一场交锋。

1885年2月，中法战争期间，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中将率舰队进犯镇海口，薛福成亲自到前线指挥保卫战。

这场战争持续近5个月，薛福成担心宁波的法国传教士充当奸细，要求赵保禄将传教士撤出舟山定海等地，移往教堂所在地的江北居住，但赵保禄拒不搬迁，还在信中威胁薛福成：“此举必将自招祸害，可呼召法舰来攻宁波、定海耳！”但薛福成态度强硬，赵保禄最后只得遵从。

赵保禄在教内威望极高，19世纪末，这位主教获得清廷多次嘉奖，获赐双龙二等宝星。1926年，年迈的赵保禄在法国家乡病逝，遗体由法国军舰运回宁波天主教堂，至今安葬在教堂内。

教堂是故乡的象征

对于老宁波人来说，这座教堂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是游子心中故乡的象征，教堂也见证了宁波帮巨贾个人的奋斗史和整个宁波老外滩的发展史。

自上海开埠后，成千上万的宁波人到上海谋生，从做买办到做实业，从金融到文化产业，宁波人形成了近代上海第一个有影响力的商帮。

连接沪甬两地的水路运输繁忙，成为中国轮运业主要的定期航线之一。宁波本地文物爱好者楼稼平向本刊记者提供的一张照片显示，当时的宁波外滩有数艘轮船停泊，一艘轮船正在甬江航道行驶，几艘木帆船停泊在码头附近，一近一远，两座尖尖的塔顶清晰可见。

“远处是天封塔，近处就是天主教堂的塔顶。宁波游子回故乡，从上海坐一夜的轮船，沿着甬江往里开，看到这两座塔顶，就意味着回家了。”楼稼平说。

在这法外之地的外滩上，包括招商局、法国东方轮船公司、太古轮船和宁绍公司等航运企业，都曾设泊位码头。特别是1909年成立的宁绍轮船公司，以旅沪宁波籍商人虞洽卿发起资本成立，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轮船公司。

沪甬线是一条不折不扣的黄金航线，是两地交流的主要通道。据历史记载，抗战胜利后第一年的1946年，该航线平均月客流量达8.5万人次，位居上海港始发的各沿海航线之首。1982年，上海十六铺客运站正式启用之后，沪甬线更是生意兴隆，至1996年年均客流79万人次。

“老外滩、轮船码头和天主教堂，这是我青春记忆的一部分。”今年47岁的潘博告诉本刊记者。他是宁波一家外贸公司的老板，曾在上海师范大学度过他的大学时代，至今家中还留有数张寒暑假往返宁波上海的船票，他记得自己是坐“天妃轮”的三等舱，一夜航船到十六铺码头，扁担一头是被褥，另一头是日用品。

今年81岁的冯葆钦特地到现场看过火的天主教堂。他告诉本刊记者，他的祖父一辈就在上海生活，全家信仰天主教，对于这座教堂有太多的记忆和感情。

他回忆，1949年春天，年迈的祖父曾带着他坐轮船短暂还乡，当年7月，祖父带着叔叔去了台湾，音讯全无。上世纪80年代初，两岸恢复通讯后，在台湾的叔叔来信，说祖父已经过世多年，少小离家的叔叔和堂弟要求拍一些宁波的照片，其中点名要老外滩天主教堂、宁波鼓楼和灵桥的。

“现在我那台湾的堂阿弟再要这些照片，真不知道到哪里去拍了，希望它能快点重建好。”冯葆钦老人喃喃地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