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由卫娟的提醒，我或许不会算一下离开济南的时间。恍然一下子也就十多年过去了。

我还在《齐鲁周刊》的时候，这份杂志还刚刚从《东方讯报》转型，变成了一份有《南方周末》那样有信念的杂志。在济南大明湖南岸的一座小楼中，一群活力四射的记者，开始了为新闻理想而奔波的日子。当然，现在谈理想，已经成为人们耻笑的对象了。可在那个年代，我们不觉得。

2000年，在洛阳一个舞厅，发生了一场烧死300多人的惨剧。在得知消息的那个晚上，总编辑张慧萍对我说，刘彦，收拾一下出发！我说，好。没有半点犹豫。

从出发到回来，只用了三天时间，稿件是在火车的餐车上写成的，一万多字，三篇。在这三天里，我闯过了被警察封锁的事故现场，到了黑暗的舞厅之中。一片黑乎乎的，被大火焚毁的楼梯上，有一个亮晶晶的化妆盒。那曾经是哪一位如花的姑娘心爱的首饰，又曾经照过什么样的明媚容颜呢。

我还和《燕赵晚报》的记者胡杰假扮受难者家属，闯过了警察的三道防线，到了殡仪馆，见到了那些尸身。那些因为喘不过气而致死的人，如同一个吃惊的人那样长大了嘴巴。

文章写到了那些死者，也追问了灾难发生的原因。可有时，人们似乎是这般无力：即便是防火设施和消防局的检查都齐全完备，那又怎么样呢，2000年之后，各地的火灾仍然频发，仿佛在这个干燥的世界中，唯独不差的，就是那么一根根，小小的火柴。这干燥，充满戾气的世界，仿佛丢失了她原有的秩序，跌跌撞撞地在所有人的不安全感中仓皇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