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构成了一个场域，是生活的无限延伸。辛波斯卡说：“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以此荒谬抵挡彼荒谬，生活本身擦出的火化让人着迷。

写诗的目的，若为赚钱，可以当做玩笑来看。漠视诗歌的人越多，写诗的人就越多，这是悖论，也是事实。然而回忆是可疑的，历数自己的苍白往事，就不得不一次次打碎自己，粉饰自己或者干脆杀死自己。

1985年，诗歌黄金时代的普通一年，于坚与韩东等人合办诗刊《他们》，朦胧诗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正风起云涌。这一年，在远离诗歌现场的山东临沂农村，我出生了。接下来的30年，新诗发展史上最伟大的辉煌从我身边溜走。当我捡起前人丢弃的笔，开始写诗，面对的已是另一个江湖。

2000年，在老家县城一个逼仄的书屋里，我买到了一本本县诗人的诗集，分行的文字让我知道了诗是怎么一回事。八年后，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诗人。他依然在写诗，安静地生活，我当然也在写着，但生活已把我甩离县城。

在县城的时候，甚至还喜爱汪国真，当然，北岛、顾城接踵而至，前代诗人几十年形成的经验和惯性一股脑儿灌输在我的大脑里。后来我见到梁小斌——我依然记得高中课堂上学习他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情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老了。但是，我闭上眼睛，浮现在脑海里的依然是青年诗人梁小斌。

我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在年龄上，他们和我的父亲相当；他们诗歌生命的长度，伴随我成长的历程。”这里的“他们”，当然是指上文提到的那些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