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乱世纷争的年代，这是个人物闪耀的年代，这是共和宪政的最初试验场，也是内外各种势力的角逐地。赵焰从大历史角度描述自袁世凯去世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嬗变，于悠然、苍凉中呈现历史的细部褶皱。

1916年6月袁世凯出人意料地死去，在中国的震动是全方位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那种属于旧时代，闪烁着重金属光芒般的威慑力和权威失去了。先是皇帝消失了，道统消失了，原先附诸偶像之上的神秘东西，如雾霭一样慢慢褪去；而现在，以权威的形式替代偶像和道统的袁世凯也消失了。

民国成立后，身为共和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像一只山林中的老虎突然置身市井闹市一样困惑和悚然。袁世凯与时任内阁总理秘书的顾维钧有过这样一次谈话——袁世凯问留美博士顾维钧，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顾维钧的回答是，“共和”意味着“公众的国家或者民有的国家”。袁世凯困惑地摇了摇头，表示不太明白。袁世凯的担忧是，作为中国老百姓，他们能理解这些道理吗？袁世凯举例说，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会把垃圾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洁，至于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呢！顾维钧说，民众的无知可以通过教育、法律、制度等来推动发展。袁世凯说，那岂不要几个世纪？

袁世凯的担忧和几个世纪的转变之说，如今看来并非毫无道理。事实上，辛亥革命带来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共和国，那种匆忙之中仿效西方建立的宪政更像是空中楼阁，甚至连倡导者也没有系统而全盘地规划，就匆匆上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