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俊青

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长河中，清代碑学无疑是一座重镇。它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视野，注入了新的生机。与以往时期的书法发展不同，清代碑学有着成熟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把唐以前的实用性为主的文字（金文、大小篆、汉碑、北碑等）转化成了观赏性为主的书法艺术；以‘不失篆分遗意的审美观，进行碑帖融合，给行草书带来了崭新的生命。”[1]碑学家的视野主要是集中于金石碑版，注重对金文、大小篆、汉碑、北碑等的学习和研究。但是在日常书写中碑学家又摆脱不了帖学，日常的书信往来、手札等大都是用行书、行楷、行草之类书写。这种在理论上批判帖学，日常书写中又摆脱不了帖学的矛盾现象，值得研究。

一

“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碑学是在帖学衰微之际趁势发展起来的。究其原因，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将其归结为：“先是雍正、乾隆间，文字之狱甚严，通人学士，含毫结舌，无所摅其志意，因究心于考古。小学既昌，谈者群借金石以为证经订史之具。金石之出土日多，摹拓之流传亦日广。初所资以考古者，后遂资以学书。故碑学之兴，又金石学有以成之也。”[2]置身于此种环境中，多数学者为躲避政治迫害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金石考据之学。由此考据之风大兴，金石、碑碣被大量发掘，纷纷摹拓传写，随之涌现出了一大批碑学家。

清代碑学的出现使得中国书法史上出现了碑帖之争，马宗霍云：“清之书法，约分二期，一曰帖学期，一曰碑学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