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晶茹

我国著名史学家、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史式教授今已九二高龄，其毕生著作已由出版社编集出版，书名《史式文存》，今年陆续出书。史老著作等身，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史老出生于书香之家，自幼饱读诗书，但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失学。失学后一生坚持自学，从未中断，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在采访时，我们见到一个书橱装的书全都是他撰写的学术著作，可以说早就“著作等身”。

他坚持存疑求证的学术精神，绝少依傍古人，也不人云亦云，常有独到见解，“正史不正，实录不实”，“中华文明一万年”，“中华文化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发挥于今天，发扬于世界”等观点至今仍在学术界广受关注。

史老虽以他的各类著作闻名遐迩，但是近年来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似乎销声匿迹。不过，熟悉史老性格的人都知道，埋头工作，为人低调正是史老为人的一贯风格。

2013年8月，重庆市新闻出版局按照国家统一布置，举办“全民读书月”活动，书香重庆网的记者侯慧贤辗转联系到隐居多年的史老，提出采访邀请。没想到的是，看过提纲，史老欣然接受了采访，他说采访内容中有关读书和健康的话题，或许对读者们会有帮助。原来以学以致用为治学准则的史老，纵然隐居多年，心中所念的依然是平凡人的生活！或许，正是这种心系天下的人间关怀，才铸就了一代学人！

事后，侯慧贤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史老接受采访的情况是：身体健朗，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十分健谈。（下面，笔者根据人民网、书香重庆网等采访文字择要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问：史老出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之初，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在战乱中度过，幼年失学，全靠自学成才，一生经历坎坷，治学之路也颇多曲折，不知道您这个“三自学者”的外号是怎么得来的？

史老答：这个外号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牟安世研究员给我取的，所谓“三自”，指的是“自力更生”、“自学成才”与“自成一家”。可惜他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自学之路肯定是人人都可以走，但是自学之后能不能成才，又能不能“自成一家”，那就说不定了。这中间的偶然性是难免的，只有不懈的努力，才能使偶然变成必然。在我50岁的时候，只知道埋头耕耘，信心十足，那时候虽然几部重要的著作已经完成，已经得到老专家的肯定，但自己仍然一无所有，还是个无名小卒。只有再配合国家形势的发展，加上十年关键性的努力，到了70岁的时候，一切应该得到的职务、职称，才得以逐步得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问：自古以来，不少学者都有维系一生的治学准则，不仅规范自己，也能垂范后人，不知道史老的治学准则是什么？

史老答：我的治学准则是学以致用，国家民族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研究什么。离开了祖国、民族的需要，个人的成就又有什么意义？我不反对别人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在治学问题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都有自由，但是我有自己的追求。人是由自己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我在22岁之前，已经决定了这一辈子要走历史研究工作者的道路，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不管承受多大的风险，无怨无悔，百折不回。

问：艾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之处往往只有几步。请问史老，您的关键几步是在何时何地？又是怎么走过来的？

史老答：我的人生道路关键之处只有五步，可以简介如下：

第一步，我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官僚家庭，父亲是当时一个小有名气的桐城派弟子，皖系军阀的高级文官，家中藏书不少。我从小既有机会能和桐城派治学方法沾一点边，又因经常往来南京、安庆两地，有机会了解不少太平天国史事，就在10岁左右开始用桐城派治学方法研究太平天国词语。到了《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出版，我已60多岁，中间隔了几十年。在此书自序中我曾有小诗一首以记其事，诗曰：

前前后后四十年，点点滴滴汇成编。

轰轰烈烈天下事，沸沸扬扬纸上言！

第二步：是八年抗日战争爆发，家乡被日寇侵占，当时我尚未成年，毅然决然离家出走，参加抗战工作。这也是很关键的一步，因为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后来一系列的人生经历。

第三步：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亲见满街张贴的“还我河山”的大标语，亲闻“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的《满江红》的歌声响彻云霄，我就在深思为什么900多年前民族英雄岳飞抗金的史事会对后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能够如此鼓舞士气、激动人心？结合对抗战的宣传工作，我从研究岳飞的历史，从此走上研究宋史、研究历史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一走就是几十年，至今还在继续走下去。

第四步，我先考取湖南公路局，然后又争取到广西腹地，去参加湘桂铁路的选线工作。当时怀着一种别人难以理解的想法钻进广西腹地，去干什么？——去了解太平天国起义之初的真情实况。这一点，只要把我在第一步中所说的童年时代 就开始编写《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的行动结合在一起看，也就很好理解了。

此后我又跨出了第五步。这一步跨得很大，而又跨得十分彻底。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拜师，所拜之师是广西贵县人罗尔纲先生。他当时年龄不大，不过40多岁，因为擅长考据，终生钻研，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代宗师。作为他的弟子，我当时的实足年龄还不到20岁，但是师生情谊深厚，交往50多年，他去世之后，还把一些遗愿托付给我，希望我能代他完成。

另一方面是改变自己的职业。经过几年的离家漂泊，我已经从事过许多不同的职业。我最后的择业标准，不是从事某种职业对我有利，而是某种职业为我所喜欢。也就在我从师两年之后的22岁的时候，我终于选定了自己的一生道路：学人、读书人、文化人。明知清苦，一生乐意为之。

问：史教授，您一生治学受罗尔纲先生的影响很大，听说罗先生在去世以前，一些未做完的工作，还托您代他完成遗愿，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愿闻其详。

史老答：正是这样。1942年，我在桂林工作，是一名新闻记者，当时还未满20岁；罗先生也不过40出头，已经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大学者了。他一生谦虚谨慎，别说对我们这些尚未行过拜师大礼的弟子，就连对他正式的学生，也同样十分谦虚。有人在报刊上指出他的失误，他很高兴，立刻去信道谢。他越是谦虚，大家对他越是尊重，丝毫也不损失威信。对于有志自学的人，他特别爱护，名之曰“困学”，也就是说，凡做学问不靠别人保驾护航，而是自己勇于攀登，不怕费事，不怕流汗，这样得来的学问才更为扎实。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从“困学”中奋斗过来的人，深知其中甘苦，因此对一些有志自学的人，爱护不遗余力，不仅随时指教，而且提供资料，只要有机会，就会加以推荐，代为介绍。对于所说的这一切，我只要举一个实例，就足够说明问题。1992年底，他的一本重要著作《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出版，他送了我一本，并在封面内页上写下一段话：

史式同志教正

罗尔纲敬赠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六日

纲研究水浒传始于1929年，发表《水浒传与天地会》系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大公报》。一九三五年一月陈望道编的《太白》新年号转载此文。据说五十年代初冯雪峰任人民文学社长，即根据该文出版水浒传七十回本，而不从时人所主张的百回本。关于此文所提天地会倡立于康熙年间，其宗旨为反清复明，近年已为台湾学者所证实。关于水浒传最主要问题为性质问题。本书多得史式教授的指教、提示，其最主要论据，即史式教授所提梁山泊“替天行道”系出自老子《道德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此真可谓“独具慧眼”矣！今拙著全书出版，敬以奉呈，以表铭感于万一！

关于《水浒传》的三大疑问，是我和他长期探讨的问题。但是这一次，他既没有引用我的文章，又没有引用我的某一观点，只是在某个问题上感谢我的一些“提示”，就表示如此重谢，实在使我愧不敢当。由此足以说明他对人是如何的谦虚。我们师生一生交往五十多年，他仙逝后又过去了十七年，我至今仍珍藏着他的全集，许多手稿、与百封左右或长或短的来信（包括信封，他每信必挂号）永作纪念。不久之后，我对他的遗愿完成，将增补他的全集，并将这些文物，再送到一个最适当的地方去长期保存。

问：史教授，据说您一生治学，不管是文（语言文字之学），还是史（历史、考据）都从罗尔纲先生那里深受教益；只有研究海洋文明，研究古越人的历史与罗先生没有关系，不知道是否如此？

史老答：是的，罗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凡是未经涉猎的领域，从不轻易表态。我在海南居住8年，从事对台文化交流工作，对一些新钻研的课题，就没去打扰他。

我这一生所出版的第一部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学术著作《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就由罗先生为我作序，直到他92岁高龄体弱多病时，还为我和郭毅生教授共同主编的《太平天国大辞典》题词。大辞典出版后两年，他即仙逝。在这十多年间，我的所有著作几乎都由他作序，可以说是“无书不序”。足见他对我这个弟子是支持了一辈子。

1994年春，我举家南迁海南，从研究“台湾先住民”的历史起步，乘经常举办学术会议和出国出境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随时跋山涉水，考查文物古迹，十多年来，一再扩大了自己钻研学问的范围。主要的学术论文如下：

《中华民族与海洋的关系》，发表于北京2000年7月总第49卷第7期《今日中国》杂志。

《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喜看中华民族今日重返海洋》，发表于台北2011年11月广东文献季刊社出版《历史传承与创造未来》一书（P197—203），此文不久前又发表于人民网的强国论坛。

那时海南是大特区，对外交往方便，我便以海南省中华民族史研究会的名义自立门户，独立工作，只对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负责。他是名誉会长，我是会长，主要工作是组织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华人史学家合作编辑《中华民族史》。从1994年到2001年，在我主持下，八年之间，一共举行过四次中华民族史学术研讨会，两次国际学术会议，编辑出版过两辑《中华民族史研究》，组织多篇论文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解决了历史方面、民族方面不少疑难问题。在海南期间，我还与台湾史学家黄大受教授共同编撰了《台湾先住居民史》，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后获得由国务院台办与国务院新闻办联合颁发的全国对台优秀宣传品的奖状。

此书出版发行后，福建海峡之声电台据此改编为对台广播稿，前后播出了大半年之久。此外，由我编撰，中央电视台海外专题部拍摄的纪录片《祖国大陆与台湾先住民》分多次播出。

我和台湾学者文化交流的关系，是从20年前一直延续下来的。岁月如流，人生易老，只是祖国和平统一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殊为憾事。

我国著名史学家、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史式教授今已九二高龄，其毕生著作已由出版社编集出版，书名《史式文存》，今年陆续出书。史老著作等身，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史老出生于书香之家，自幼饱读诗书，但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失学。失学后一生坚持自学，从未中断，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在采访时，我们见到一个书橱装的书全都是他撰写的学术著作，可以说早就“著作等身”。

他坚持存疑求证的学术精神，绝少依傍古人，也不人云亦云，常有独到见解，“正史不正，实录不实”，“中华文明一万年”，“中华文化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发挥于今天，发扬于世界”等观点至今仍在学术界广受关注。

史老虽以他的各类著作闻名遐迩，但是近年来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似乎销声匿迹。不过，熟悉史老性格的人都知道，埋头工作，为人低调正是史老为人的一贯风格。

2013年8月，重庆市新闻出版局按照国家统一布置，举办“全民读书月”活动，书香重庆网的记者侯慧贤辗转联系到隐居多年的史老，提出采访邀请。没想到的是，看过提纲，史老欣然接受了采访，他说采访内容中有关读书和健康的话题，或许对读者们会有帮助。原来以学以致用为治学准则的史老，纵然隐居多年，心中所念的依然是平凡人的生活！或许，正是这种心系天下的人间关怀，才铸就了一代学人！

事后，侯慧贤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史老接受采访的情况是：身体健朗，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十分健谈。（下面，笔者根据人民网、书香重庆网等采访文字择要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问：史老出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之初，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在战乱中度过，幼年失学，全靠自学成才，一生经历坎坷，治学之路也颇多曲折，不知道您这个“三自学者”的外号是怎么得来的？

史老答：这个外号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牟安世研究员给我取的，所谓“三自”，指的是“自力更生”、“自学成才”与“自成一家”。可惜他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自学之路肯定是人人都可以走，但是自学之后能不能成才，又能不能“自成一家”，那就说不定了。这中间的偶然性是难免的，只有不懈的努力，才能使偶然变成必然。在我50岁的时候，只知道埋头耕耘，信心十足，那时候虽然几部重要的著作已经完成，已经得到老专家的肯定，但自己仍然一无所有，还是个无名小卒。只有再配合国家形势的发展，加上十年关键性的努力，到了70岁的时候，一切应该得到的职务、职称，才得以逐步得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问：自古以来，不少学者都有维系一生的治学准则，不仅规范自己，也能垂范后人，不知道史老的治学准则是什么？

史老答：我的治学准则是学以致用，国家民族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研究什么。离开了祖国、民族的需要，个人的成就又有什么意义？我不反对别人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在治学问题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都有自由，但是我有自己的追求。人是由自己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我在22岁之前，已经决定了这一辈子要走历史研究工作者的道路，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不管承受多大的风险，无怨无悔，百折不回。

问：艾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之处往往只有几步。请问史老，您的关键几步是在何时何地？又是怎么走过来的？

史老答：我的人生道路关键之处只有五步，可以简介如下：

第一步，我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官僚家庭，父亲是当时一个小有名气的桐城派弟子，皖系军阀的高级文官，家中藏书不少。我从小既有机会能和桐城派治学方法沾一点边，又因经常往来南京、安庆两地，有机会了解不少太平天国史事，就在10岁左右开始用桐城派治学方法研究太平天国词语。到了《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出版，我已60多岁，中间隔了几十年。在此书自序中我曾有小诗一首以记其事，诗曰：

前前后后四十年，点点滴滴汇成编。

轰轰烈烈天下事，沸沸扬扬纸上言！

第二步：是八年抗日战争爆发，家乡被日寇侵占，当时我尚未成年，毅然决然离家出走，参加抗战工作。这也是很关键的一步，因为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后来一系列的人生经历。

第三步：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亲见满街张贴的“还我河山”的大标语，亲闻“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的《满江红》的歌声响彻云霄，我就在深思为什么900多年前民族英雄岳飞抗金的史事会对后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能够如此鼓舞士气、激动人心？结合对抗战的宣传工作，我从研究岳飞的历史，从此走上研究宋史、研究历史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一走就是几十年，至今还在继续走下去。

第四步，我先考取湖南公路局，然后又争取到广西腹地，去参加湘桂铁路的选线工作。当时怀着一种别人难以理解的想法钻进广西腹地，去干什么？——去了解太平天国起义之初的真情实况。这一点，只要把我在第一步中所说的童年时代 就开始编写《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的行动结合在一起看，也就很好理解了。

此后我又跨出了第五步。这一步跨得很大，而又跨得十分彻底。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拜师，所拜之师是广西贵县人罗尔纲先生。他当时年龄不大，不过40多岁，因为擅长考据，终生钻研，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代宗师。作为他的弟子，我当时的实足年龄还不到20岁，但是师生情谊深厚，交往50多年，他去世之后，还把一些遗愿托付给我，希望我能代他完成。

另一方面是改变自己的职业。经过几年的离家漂泊，我已经从事过许多不同的职业。我最后的择业标准，不是从事某种职业对我有利，而是某种职业为我所喜欢。也就在我从师两年之后的22岁的时候，我终于选定了自己的一生道路：学人、读书人、文化人。明知清苦，一生乐意为之。

问：史教授，您一生治学受罗尔纲先生的影响很大，听说罗先生在去世以前，一些未做完的工作，还托您代他完成遗愿，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愿闻其详。

史老答：正是这样。1942年，我在桂林工作，是一名新闻记者，当时还未满20岁；罗先生也不过40出头，已经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大学者了。他一生谦虚谨慎，别说对我们这些尚未行过拜师大礼的弟子，就连对他正式的学生，也同样十分谦虚。有人在报刊上指出他的失误，他很高兴，立刻去信道谢。他越是谦虚，大家对他越是尊重，丝毫也不损失威信。对于有志自学的人，他特别爱护，名之曰“困学”，也就是说，凡做学问不靠别人保驾护航，而是自己勇于攀登，不怕费事，不怕流汗，这样得来的学问才更为扎实。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从“困学”中奋斗过来的人，深知其中甘苦，因此对一些有志自学的人，爱护不遗余力，不仅随时指教，而且提供资料，只要有机会，就会加以推荐，代为介绍。对于所说的这一切，我只要举一个实例，就足够说明问题。1992年底，他的一本重要著作《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出版，他送了我一本，并在封面内页上写下一段话：

史式同志教正

罗尔纲敬赠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六日

纲研究水浒传始于1929年，发表《水浒传与天地会》系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大公报》。一九三五年一月陈望道编的《太白》新年号转载此文。据说五十年代初冯雪峰任人民文学社长，即根据该文出版水浒传七十回本，而不从时人所主张的百回本。关于此文所提天地会倡立于康熙年间，其宗旨为反清复明，近年已为台湾学者所证实。关于水浒传最主要问题为性质问题。本书多得史式教授的指教、提示，其最主要论据，即史式教授所提梁山泊“替天行道”系出自老子《道德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此真可谓“独具慧眼”矣！今拙著全书出版，敬以奉呈，以表铭感于万一！

关于《水浒传》的三大疑问，是我和他长期探讨的问题。但是这一次，他既没有引用我的文章，又没有引用我的某一观点，只是在某个问题上感谢我的一些“提示”，就表示如此重谢，实在使我愧不敢当。由此足以说明他对人是如何的谦虚。我们师生一生交往五十多年，他仙逝后又过去了十七年，我至今仍珍藏着他的全集，许多手稿、与百封左右或长或短的来信（包括信封，他每信必挂号）永作纪念。不久之后，我对他的遗愿完成，将增补他的全集，并将这些文物，再送到一个最适当的地方去长期保存。

问：史教授，据说您一生治学，不管是文（语言文字之学），还是史（历史、考据）都从罗尔纲先生那里深受教益；只有研究海洋文明，研究古越人的历史与罗先生没有关系，不知道是否如此？

史老答：是的，罗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凡是未经涉猎的领域，从不轻易表态。我在海南居住8年，从事对台文化交流工作，对一些新钻研的课题，就没去打扰他。

我这一生所出版的第一部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学术著作《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就由罗先生为我作序，直到他92岁高龄体弱多病时，还为我和郭毅生教授共同主编的《太平天国大辞典》题词。大辞典出版后两年，他即仙逝。在这十多年间，我的所有著作几乎都由他作序，可以说是“无书不序”。足见他对我这个弟子是支持了一辈子。

1994年春，我举家南迁海南，从研究“台湾先住民”的历史起步，乘经常举办学术会议和出国出境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随时跋山涉水，考查文物古迹，十多年来，一再扩大了自己钻研学问的范围。主要的学术论文如下：

《中华民族与海洋的关系》，发表于北京2000年7月总第49卷第7期《今日中国》杂志。

《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喜看中华民族今日重返海洋》，发表于台北2011年11月广东文献季刊社出版《历史传承与创造未来》一书（P197—203），此文不久前又发表于人民网的强国论坛。

那时海南是大特区，对外交往方便，我便以海南省中华民族史研究会的名义自立门户，独立工作，只对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负责。他是名誉会长，我是会长，主要工作是组织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华人史学家合作编辑《中华民族史》。从1994年到2001年，在我主持下，八年之间，一共举行过四次中华民族史学术研讨会，两次国际学术会议，编辑出版过两辑《中华民族史研究》，组织多篇论文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解决了历史方面、民族方面不少疑难问题。在海南期间，我还与台湾史学家黄大受教授共同编撰了《台湾先住居民史》，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后获得由国务院台办与国务院新闻办联合颁发的全国对台优秀宣传品的奖状。

此书出版发行后，福建海峡之声电台据此改编为对台广播稿，前后播出了大半年之久。此外，由我编撰，中央电视台海外专题部拍摄的纪录片《祖国大陆与台湾先住民》分多次播出。

我和台湾学者文化交流的关系，是从20年前一直延续下来的。岁月如流，人生易老，只是祖国和平统一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殊为憾事。

我国著名史学家、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史式教授今已九二高龄，其毕生著作已由出版社编集出版，书名《史式文存》，今年陆续出书。史老著作等身，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史老出生于书香之家，自幼饱读诗书，但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失学。失学后一生坚持自学，从未中断，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在采访时，我们见到一个书橱装的书全都是他撰写的学术著作，可以说早就“著作等身”。

他坚持存疑求证的学术精神，绝少依傍古人，也不人云亦云，常有独到见解，“正史不正，实录不实”，“中华文明一万年”，“中华文化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发挥于今天，发扬于世界”等观点至今仍在学术界广受关注。

史老虽以他的各类著作闻名遐迩，但是近年来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似乎销声匿迹。不过，熟悉史老性格的人都知道，埋头工作，为人低调正是史老为人的一贯风格。

2013年8月，重庆市新闻出版局按照国家统一布置，举办“全民读书月”活动，书香重庆网的记者侯慧贤辗转联系到隐居多年的史老，提出采访邀请。没想到的是，看过提纲，史老欣然接受了采访，他说采访内容中有关读书和健康的话题，或许对读者们会有帮助。原来以学以致用为治学准则的史老，纵然隐居多年，心中所念的依然是平凡人的生活！或许，正是这种心系天下的人间关怀，才铸就了一代学人！

事后，侯慧贤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史老接受采访的情况是：身体健朗，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十分健谈。（下面，笔者根据人民网、书香重庆网等采访文字择要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问：史老出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之初，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在战乱中度过，幼年失学，全靠自学成才，一生经历坎坷，治学之路也颇多曲折，不知道您这个“三自学者”的外号是怎么得来的？

史老答：这个外号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牟安世研究员给我取的，所谓“三自”，指的是“自力更生”、“自学成才”与“自成一家”。可惜他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自学之路肯定是人人都可以走，但是自学之后能不能成才，又能不能“自成一家”，那就说不定了。这中间的偶然性是难免的，只有不懈的努力，才能使偶然变成必然。在我50岁的时候，只知道埋头耕耘，信心十足，那时候虽然几部重要的著作已经完成，已经得到老专家的肯定，但自己仍然一无所有，还是个无名小卒。只有再配合国家形势的发展，加上十年关键性的努力，到了70岁的时候，一切应该得到的职务、职称，才得以逐步得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问：自古以来，不少学者都有维系一生的治学准则，不仅规范自己，也能垂范后人，不知道史老的治学准则是什么？

史老答：我的治学准则是学以致用，国家民族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研究什么。离开了祖国、民族的需要，个人的成就又有什么意义？我不反对别人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在治学问题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都有自由，但是我有自己的追求。人是由自己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我在22岁之前，已经决定了这一辈子要走历史研究工作者的道路，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不管承受多大的风险，无怨无悔，百折不回。

问：艾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之处往往只有几步。请问史老，您的关键几步是在何时何地？又是怎么走过来的？

史老答：我的人生道路关键之处只有五步，可以简介如下：

第一步，我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官僚家庭，父亲是当时一个小有名气的桐城派弟子，皖系军阀的高级文官，家中藏书不少。我从小既有机会能和桐城派治学方法沾一点边，又因经常往来南京、安庆两地，有机会了解不少太平天国史事，就在10岁左右开始用桐城派治学方法研究太平天国词语。到了《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出版，我已60多岁，中间隔了几十年。在此书自序中我曾有小诗一首以记其事，诗曰：

前前后后四十年，点点滴滴汇成编。

轰轰烈烈天下事，沸沸扬扬纸上言！

第二步：是八年抗日战争爆发，家乡被日寇侵占，当时我尚未成年，毅然决然离家出走，参加抗战工作。这也是很关键的一步，因为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后来一系列的人生经历。

第三步：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亲见满街张贴的“还我河山”的大标语，亲闻“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的《满江红》的歌声响彻云霄，我就在深思为什么900多年前民族英雄岳飞抗金的史事会对后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能够如此鼓舞士气、激动人心？结合对抗战的宣传工作，我从研究岳飞的历史，从此走上研究宋史、研究历史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一走就是几十年，至今还在继续走下去。

第四步，我先考取湖南公路局，然后又争取到广西腹地，去参加湘桂铁路的选线工作。当时怀着一种别人难以理解的想法钻进广西腹地，去干什么？——去了解太平天国起义之初的真情实况。这一点，只要把我在第一步中所说的童年时代 就开始编写《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的行动结合在一起看，也就很好理解了。

此后我又跨出了第五步。这一步跨得很大，而又跨得十分彻底。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拜师，所拜之师是广西贵县人罗尔纲先生。他当时年龄不大，不过40多岁，因为擅长考据，终生钻研，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代宗师。作为他的弟子，我当时的实足年龄还不到20岁，但是师生情谊深厚，交往50多年，他去世之后，还把一些遗愿托付给我，希望我能代他完成。

另一方面是改变自己的职业。经过几年的离家漂泊，我已经从事过许多不同的职业。我最后的择业标准，不是从事某种职业对我有利，而是某种职业为我所喜欢。也就在我从师两年之后的22岁的时候，我终于选定了自己的一生道路：学人、读书人、文化人。明知清苦，一生乐意为之。

问：史教授，您一生治学受罗尔纲先生的影响很大，听说罗先生在去世以前，一些未做完的工作，还托您代他完成遗愿，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愿闻其详。

史老答：正是这样。1942年，我在桂林工作，是一名新闻记者，当时还未满20岁；罗先生也不过40出头，已经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大学者了。他一生谦虚谨慎，别说对我们这些尚未行过拜师大礼的弟子，就连对他正式的学生，也同样十分谦虚。有人在报刊上指出他的失误，他很高兴，立刻去信道谢。他越是谦虚，大家对他越是尊重，丝毫也不损失威信。对于有志自学的人，他特别爱护，名之曰“困学”，也就是说，凡做学问不靠别人保驾护航，而是自己勇于攀登，不怕费事，不怕流汗，这样得来的学问才更为扎实。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从“困学”中奋斗过来的人，深知其中甘苦，因此对一些有志自学的人，爱护不遗余力，不仅随时指教，而且提供资料，只要有机会，就会加以推荐，代为介绍。对于所说的这一切，我只要举一个实例，就足够说明问题。1992年底，他的一本重要著作《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出版，他送了我一本，并在封面内页上写下一段话：

史式同志教正

罗尔纲敬赠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六日

纲研究水浒传始于1929年，发表《水浒传与天地会》系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大公报》。一九三五年一月陈望道编的《太白》新年号转载此文。据说五十年代初冯雪峰任人民文学社长，即根据该文出版水浒传七十回本，而不从时人所主张的百回本。关于此文所提天地会倡立于康熙年间，其宗旨为反清复明，近年已为台湾学者所证实。关于水浒传最主要问题为性质问题。本书多得史式教授的指教、提示，其最主要论据，即史式教授所提梁山泊“替天行道”系出自老子《道德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此真可谓“独具慧眼”矣！今拙著全书出版，敬以奉呈，以表铭感于万一！

关于《水浒传》的三大疑问，是我和他长期探讨的问题。但是这一次，他既没有引用我的文章，又没有引用我的某一观点，只是在某个问题上感谢我的一些“提示”，就表示如此重谢，实在使我愧不敢当。由此足以说明他对人是如何的谦虚。我们师生一生交往五十多年，他仙逝后又过去了十七年，我至今仍珍藏着他的全集，许多手稿、与百封左右或长或短的来信（包括信封，他每信必挂号）永作纪念。不久之后，我对他的遗愿完成，将增补他的全集，并将这些文物，再送到一个最适当的地方去长期保存。

问：史教授，据说您一生治学，不管是文（语言文字之学），还是史（历史、考据）都从罗尔纲先生那里深受教益；只有研究海洋文明，研究古越人的历史与罗先生没有关系，不知道是否如此？

史老答：是的，罗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凡是未经涉猎的领域，从不轻易表态。我在海南居住8年，从事对台文化交流工作，对一些新钻研的课题，就没去打扰他。

我这一生所出版的第一部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学术著作《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就由罗先生为我作序，直到他92岁高龄体弱多病时，还为我和郭毅生教授共同主编的《太平天国大辞典》题词。大辞典出版后两年，他即仙逝。在这十多年间，我的所有著作几乎都由他作序，可以说是“无书不序”。足见他对我这个弟子是支持了一辈子。

1994年春，我举家南迁海南，从研究“台湾先住民”的历史起步，乘经常举办学术会议和出国出境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随时跋山涉水，考查文物古迹，十多年来，一再扩大了自己钻研学问的范围。主要的学术论文如下：

《中华民族与海洋的关系》，发表于北京2000年7月总第49卷第7期《今日中国》杂志。

《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喜看中华民族今日重返海洋》，发表于台北2011年11月广东文献季刊社出版《历史传承与创造未来》一书（P197—203），此文不久前又发表于人民网的强国论坛。

那时海南是大特区，对外交往方便，我便以海南省中华民族史研究会的名义自立门户，独立工作，只对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负责。他是名誉会长，我是会长，主要工作是组织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华人史学家合作编辑《中华民族史》。从1994年到2001年，在我主持下，八年之间，一共举行过四次中华民族史学术研讨会，两次国际学术会议，编辑出版过两辑《中华民族史研究》，组织多篇论文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解决了历史方面、民族方面不少疑难问题。在海南期间，我还与台湾史学家黄大受教授共同编撰了《台湾先住居民史》，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后获得由国务院台办与国务院新闻办联合颁发的全国对台优秀宣传品的奖状。

此书出版发行后，福建海峡之声电台据此改编为对台广播稿，前后播出了大半年之久。此外，由我编撰，中央电视台海外专题部拍摄的纪录片《祖国大陆与台湾先住民》分多次播出。

我和台湾学者文化交流的关系，是从20年前一直延续下来的。岁月如流，人生易老，只是祖国和平统一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殊为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