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王玉晶

经济科学出版社 段 钢

价值链共生监控与激励机制分析*

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王玉晶

经济科学出版社 段 钢

在全球价值链上，上下游的企业之间不仅仅是供应商与客户的关系，而是构建了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形成协同进化的产业链，将竞争对手变为价值链合作伙伴，变竞争为竞合，实现价值链共生。价值链上存在“委托—代理”的关系，核心企业和成员企业之间存在“智猪博弈”，核心企业热心于对价值链的资源投入，而成员企业，尤其是利益份额所占比例较小的企业，往往存在“搭便车”的倾向。核心企业虽然在伙伴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它并不拥有其他成员企业的私有信息，处于信息劣势，价值链上各个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实体，彼此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核心企业无法通过行政权力指挥参与者的行为，为了促进价值链整体的顺利运行，不得不通过利益协调和让渡的方式来激励各成员企业对价值链的投入，通过监控机制防止它们采取一些违背价值链整体利益或者其他成员企业利益的行为。

一、监控与激励的关系

监控和激励机制都是委托人对代理人发生作用的手段，二者的作用前提和方向不同。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双方的效用函数是共同知识，委托人能够通过投入与产出状况了解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可以采用监控机制促使代理人提高努力水平；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委托人无法确切知晓代理人的努力水平，仅能通过一些信号来推断，此时，激励机制更能发挥作用。监控机制是以推力的方式作用于代理人，而激励则是以拉力的方式作用于代理人，如图1所示。

二、监控与激励博弈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从价值链核心企业与价值链成员企业两个不同的角度研究监控与激励机制。

(一)基本假设。

为了简便起见，假设价值链中有两个企业，核心企业和成员企业，价值链运行效率受价值链成员企业的能力与努力程度、价值链核心企业监控程度及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简便起见，假设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表达如下：

图1 监控与激励的关系

其中，π表示价值链运行效率；A表示价值链成员企业的经营能力系数；e1表示价值链成员企业的努力程度，e1∈[0,1]；e2表示价值链核心企业监控程度，e2∈[0,1]；θ表示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θ～(0,σ2)。

用es表示价值链成员企业的“搭便车”行为，假设该投机行为与努力是相互抵消的，即es=1-e1，es∈[0,1]。价值链成员企业在“搭便车”行为中能够获得相应的收益M(es)，设该收益与投机力度es成正比：M(es)=Mes=M(1-e1)。

假设价值链成员企业的“搭便车”行为被发现的几率为P，即P=P(e2)，且P′>0，P″<0且P(0)=0，P(1)=1。“搭便车”行为一旦被发现，价值链成员企业将受到惩罚Q(es)，惩罚力度与投机行为成正比：Q(es)=Qes=Q(1-e1)。QP为综合监控强度。

价值链核心企业的监控收益包括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货币收益即对投机企业的惩罚额，非货币收益是指通过监控激励机制与价值链成员企业构建良好的沟通与理解，用B表示，收益与监控力度e2成正比：B(e2)=Be2。

假定激励可以分为固定部分和变动部分，表示为S(π)=α+βπ，S表示价值链成员企业的收益分成，α表示固定激励，β表示激励强度。

假设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双方都能够合理预期对方的行为策略。

(二)博弈模型构建。

价值链成员企业的效用函数为

U=-e-ρω

价值链核心企业由于风险中性，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入，即

E(U1)=-α+(1-β)(Ae1+e2)

(三)博弈模型分析。

价值链核心企业作为监控激励契约的制定者，参与动态博弈的先行决策，通过对价值链成员企业的策略进行合理预期，选择最优的监控激励力度，构建适当的监控与激励机制。价值链成员企业根据监控与激励机制，从自身效用最大化出发，选择自己的努力程度。

1.价值链成员企业行为策略选择。价值链成员企业的目标是自身期望效用最大化，即

由上式可知，价值链核心企业确定激励强度后，价值链成员企业根据对综合监控的预期来选择自身行为策略：

(1)若预期价值链成员企业完全投机，出于追求自身期望效用最大化，价值链核心企业的最优策略为：

其中U0表示价值链成员企业的保留效用，即参与价值链管理的入门条件。

(2)若预期价值链成员企业完全不投机，出于追求自身期望效用最大化，价值链核心企业的最优策略为：

此时，最优问题无解，即无论核心企业采取何种监控激励机制，都不能完全消除价值链成员企业的“搭便车”行为。

(3)预期价值链成员企业部分投机，出于追求自身期望效用最大化，价值链核心企业的最优策略为：

价值链核心企业的最优综合监控力度为：

三、监控与激励的影响因素

1.价值链核心企业的综合监控强度。当核心企业的综合监控强度处于上下阙值之外时，应采用固定收益分成的激励方式，当核心企业的综合监控强度处于上下阙值之内时，应采用变动收益分成的激励方式。

2.价值链成员企业的努力成本。最优激励强度与价值链成员企业努力成本成反向关系。价值链成员企业的努力成本越大，激励机制的效果越不明显，此时应该考虑结合监控机制一起作用。价值链核心企业的最优综合监控强度与价值链成员企业的努力成本呈反向关系。价值链成员企业的努力成本越大，同样努力带来的效用越小，因此价值链成员企业不愿意努力，此时价值链核心企业即使付出较低的监督成本也能发现这种投机行为。

3.价值链成员企业的风险规避系数。最优激励强度与价值链成员企业的风险规避系数成反向关系，价值链成员企业越不愿意承担风险，激励机制的效果越不明显。

4.市场环境。市场环境不确定性越大，价值链核心企业消除外在信息不对称所花的成本越高，能分配给价值链成员企业的激励产出降低，最优激励强度也有所降低。

5.价值链核心企业监控成本。价值链核心企业最优综合监控强度与监控成本呈反向关系，监控成本越高，价值链核心企业越不愿意采用监控机制，此时应采用其他激励手段辅助进行。

四、结论及对策

略)

黑龙江省社科青年项目12c06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HEUCF13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