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海军的覆灭绝不仅归于船速炮速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鸦片战争之后，国人皆知西方专恃坚船利炮，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北洋成军，船不可谓不坚，炮不可谓不利，为什么反而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

从失败一刻起，当事者就开始诿过别人，洗涮自己。

丁汝昌曾向李鸿章报告说，“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遁逃，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认为败战就因个别将领的怯懦逃跑。

李鸿章则间接诿过于清廷：“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船，兵船果可恃乎？”这是最早的经费不足失败论者。

清廷则将责难集中在李鸿章身上：“满清文武，均议李鸿章应负陆海军战败之全责，并令拔去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以为李鸿章只知避战保船，导致战败。 这些观点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不妨提出几种假设：

假设北洋水师皆有邓世昌之勇，如何？

自从战争与人类社会相伴以来，还没有哪一种力量像海军这样，尤其检验一支军队的整体实力。也没有哪一种兵器像军舰这样，每一个战斗动作的质量都是全体成员战斗动作质量的总合。同治年间有人仔细观察过西方海军的训练：“……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所派在船分段巡查者，持枪往来，足无停趾。不但无故无一登岸者，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实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励，如待敌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镜；大小合膛，皆以规算测量，故其炮能命中致远，无坚不摧。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凡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桅高数丈，缘索以登，必行走如飞。尽各兵之所能，方为水师提督。行伍之中，从无一官一兵，可以幸进。”真正的战斗力，只有这样产生于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严谨的作风形成的整体合力。一支平素疏于训练却精于应付、连舰炮都用来张晒衣裤的舰队，战时无论怎样英勇，也难整合成整体合力。

假设北洋水师经费充足，多添快船快炮，如何？

持这样想法的人，仍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装备性能，败于经费不足。同是主力舰，只备有一两枚主炮实弹去作战的海军，给它再强的兵器也归于无用。同是鱼雷艇，我方管带王平、蔡廷干冒死率艇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丢脸地毁灭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冒死率艇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其中的差距，不是船速炮速能弥补的。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海战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海军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点， 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在残酷事实面前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

假设北洋水师多运用谋略，少去死打硬拚，又如何？

北洋海军从始至终都在失败地运用谋略。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手法贯穿战争始终。外交上他殚精竭虑地疏通英、俄、德，妄图用它们箝制日本；在军事上更费尽心思，增援朝鲜的运兵船雇佣英轮“高升”号，以为日舰不敢开炮。北洋舰队总教习用汉纳根、马格禄，都并非海军出身，李鸿章考虑这样既争取英、德两大国关照，又不至将舰队指挥权落入外人之手。思虑、算计不可谓不深，但现代战争从头到尾是实力的较量，包括兵力、兵器，更包括人的勇气、意志、素质。以心术支撑的谋略哪怕再高再深，在实力冲撞面前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从慈禧、光绪到奕譞、李鸿章、翁同龢，再至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可以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之前，有多少人参加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是海军筹建者，为此上下呼吁，四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战斗参加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有的至今仍然受到我们的尊敬。他们的悲剧何尝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互为牺牲品。

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必须通过人及其组织去实现。从这一点来说，北洋海军的失败实属必然。（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