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明坤

经济升级呼唤技术型人才

■阙明坤

阙明坤 江苏教育工作者

据报道，对于地方高校而言，2014学年的暑假，仿佛比以往更热。今夏，多所高校并未全部放假，而在集中研讨、调研一个主题：转型发展——从理论教学型向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转型。

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这意味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大幕正式拉开。

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在很多工业领域的产值排名全球第一，然而我国远非制造业强国，发展方式粗放，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制造的多数产品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随着国际产业的重心由初级产品工业向高附加值工业、由传统工业向新兴工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我国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优质制造”，迫切需要全面提升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急需大量高素质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建立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金字塔型人力资源体系。

但是，我国应用技术型人才严重匮乏，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技师、高级技师占技术工人比例仅为3.2%，而发达国家一般在20%至40%之间。长期以来，“沿海地区技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这主要是高校人才培养定位不准，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导致就业结构性矛盾。

到2013年底，我国普通本科高校879所，“211”高校112所（包括“985”高校39所），地方本科高校767所。在地方本科高校群体中，又分为1999年以来新建的本科高校646所，1999年以前建立的普通本科高校131所。其中由不少的新建本科院校仍然想着更名，想着把学院更名为大学，追求学科专业的大而全，追求获得博士、硕士授予权，出现了同质化的倾向。地方院校攀高的办学定位明显不符合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规律，也不符合经济社会对人才的实际需求，偏离了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的轨道。教育部对2012年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排名的结果显示，地方本科院校就业率垫底，即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两张皮”的表现。

德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普通劳动者的技术素质，德国前总理科尔曾表示：“发达的职业教育是德国战后崛起的关键。”德国政府在1968年就把应用技术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突破点，一部分学生进入研究型大学，另一部分学生就读于应用型大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德国应用技术大学达到247所，比普通大学多出97所。根据相关统计，德国三分之二的工程师、三分之二的企业经济师、二分之一计算机工程师都是应用技术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为德国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仅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发达，欧洲其他国家的应用技术大学也在本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据统计，瑞士、芬兰、荷兰应用技术大学在校生占高等教育在校生的比例很高，分别为34%、46%、65%，有效地支撑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譬如，芬兰有应用技术大学25所，综合性大学10所，应用技术大学2011年已经拥有42.3万名在校生，约占高等教育总在校生数的63.4%。应用技术大学的引入助力芬兰在20世纪最后10年里，顺利完成了从资源要素驱动型经济向知识和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转型。瑞士尽管国家人口较少、资源匮乏，但连续5年蝉联《全球竞争力报告》榜首，其具有鲜明特色的应用科技大学功不可没。瑞士有12所州立大学、9所应用技术大学，主要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层次到硕士。

其实，社会既需要高科技人才，也缺不了能工巧匠。能把火箭送上天的是人才，能让房顶不漏水的也是人才。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犹如金字塔：1个科学家、9个工程师、100个高技能人才。世界发展历程也表明，发达国家人才需求结构比例一般为：拔尖人才占5%，研发人才占30%，生产管理服务一线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占65%。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越需要高素质的应用技术技能型人才和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作支撑。

今后一段时期，一方面，需要在政策、资金、外部环境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职业院校的扶持力度，改善技能人才的工作环境和社会待遇，真正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另一方面，需要积极引导地方本科院校合理转型，加强产学合作、产教融合，构建“教、学、做”一体化的应用技术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专业设置与地方主导产业对接，人才培养规格与工作岗位要求对接，从而推动服务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唯此，才能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人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