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飞

[摘要]毛泽东的“五湖四海”思想，青少年时期主要体现为 “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远大抱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重点在于实现党内的团结；解放战争前后，其要点是以一种开放的胸襟去任用人；新中国成立时，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运用得非常明显；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则反映在要求社会主义建设中坚力量人员的流动性和广泛性；晚年毛泽东在外交上“三个世界”的划分也充分体现了五湖四海的思想。

[关键词]毛泽东；“五湖四海”；历史演进

“五湖四海”一词在辞典中的含义是泛指全国各地，有时也指世界各地。有时也比喻广泛的团结。它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用到的一个字眼，尽管毛泽东没有专门撰文论述过，但是他的这种“五湖四海”的思想却是贯穿在他一生的实践中并不断演进的。

一

毛泽东成长的时代，是一个中华民族各界人士救亡图存的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毛泽东孕育了“五湖四海”的思想品格。

1893年，毛泽东出生在一个富农的家庭，父亲曾经做过贩米的生意，作为家中的长子，本来是打算让他承接家庭事业的。但是，毛泽东并不愿意接受父亲的这种安排，而是希望到外面接触更广阔的世界。1910年秋，在其他人的劝说下，父亲同意他出去求学。当毛泽东到湘乡东山小学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本中，即“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表达了他“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远大抱负。

1915年9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沙城内各中等学校传达室门口张贴了一张《征友启示》，内容为：“二十八画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二十八画生——毛泽东的笔名。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落款是“二十八画生”。在这里，毛泽东发出了欲结识更多敢为国家振兴而修远求索同道者的声音。对于这个公告，毛泽东还把它的写作动因及贴出后的反响写信告诉了挚友萧子升，他在信中写道：“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1]后来，毛泽东积极参与和组织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从地域上来讲，毛泽东没有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积极广泛吸收全国各地的会员。从而初步体现了他对“五湖四海”思想的认识。

二

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内部曾经出现过一种小团体主义倾向，那就是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

对于这样的一些现象，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毛泽东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从大局的角度出发，明确提出要进行批判。他明确告诫全党，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小集团、小圈子。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他在报告中指出，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把持的中共中央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进入中央领导岗位，过分打击了犯立三冒险主义错误的领导人，并进行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打击了提出不同见解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党的优秀干部。今后在党委会内部，不论书记或委员，都应当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搞“五湖四海”，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坚持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工作态度，反对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学习和时局》演讲，重点提出了反对山头主义倾向。毛泽东首先对山头主义的起源和思想根源进行了分析阐述。特别分析了山头主义的危害。他指出：要“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打通同志间的思想，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2]。

可见，毛泽东的“五湖四海”思想这一时期是围绕实现“全党的大团结”展开的，实践证明，也是成功的。

三

毛泽东曾经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3]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历史上的用人经验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1945年，他在论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还分析指出：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4]。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共六大召开十几年之后，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这项工作很关键，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七大能否开成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经过反复酝酿，七大从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中选出了44位正式中央委员，王稼祥不在其列，这使得毛泽东有些惊讶。为了增强党内团结，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他专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大力推荐王稼祥。按理说，王稼祥与王明、博古等人同属留苏学生群体，在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也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也可以不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来，但毛泽东并不这么看，他认为虽然王稼祥犯过错误，也确实为党作出过重大贡献。更为重要的是，王稼祥的当选，对于团结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同志，有过意见分歧甚至冲突的同志，犯过错误的同志来讲，都带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中共七大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他向全体代表做《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报告，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专门评议到了关于王稼祥中央委员落选的问题。报告中，毛泽东首先指出，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接着他历数了王稼祥的功劳，还特别强调了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与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最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指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5]通过毛泽东的讲话，代表们加深了对王稼祥的了解，最终王稼祥也是以第二高票当选。

以上说明，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五湖四海”思想，是为保证革命的胜利，而最大限度的凝聚全党的力量而进一步发展的。

四

新中国成立时，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面，需要建立一个与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府。正是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出发，1949年9月21日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的时候，在全国政协的5位副主席中，有4位是党外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的6位副主席中，有3位党外人士；在政务院的4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占2人，在15名政务院委员中，党外人士占9人。

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组成联合政府，新中国成立后也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这一点对于开国领袖毛泽东来说，是非常明确的。1949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与绥远军区负责人谈话时，特意把傅作义邀请过来。他首先对他们谈了历史和大道理：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和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接着毛泽东表态：“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并且警示说：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就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最后毛泽东特别指出：傅先生当时交出了北平，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我们在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6]。

当毛泽东听说有些民主党派人士受到不公待遇的时候，毛泽东指示，要对他们进行尊重，并且解释道：“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

1950年4月，毛泽东在同当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维汉、徐冰谈话时指出：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士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党派经费、民主人士旅费等。毛泽东还举了几个例子：华南分局陪送张治中来北京的人，一下车就向张治中要求交路费。聘请到东北去的教员，发现是民主党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让他们到东北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他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爱而是偏爱。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7]

不可置疑，在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五湖四海”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五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又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各地展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这时，毛泽东产生了各类人才可以在全国更广的地域流动的思想。

1958年的一天，毛泽东到长春汽车制造厂视察，从汽车厂归来，顾不上休息，又听取了省委领导同志的汇报，次日早饭后，又亲切地接见了省党政负责同志。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询问每个人的名字，是哪个地方的人，做什么工作等等。当了解了大家的情况后，高兴地说：“好哇，你们这是五湖四海啊！哪省来的都有。做革命工作嘛，不一定都在家门口，可以多跑几个地方，可以多做些工作嘛!”[8]

这反映了毛泽东为建设新中国，而进一步发展了其“五湖四海”的认识。

六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出现了美苏两个大国争霸的局面。与此同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发生恶化，这使得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处于敌对状态。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毛泽东提出了第三世界理论。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9]毛泽东还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可以看出，第三世界理论的要义就是要团结一切正义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

在第三世界理论的支持下，新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中的一员，努力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正义斗争。从1970年之后的十几年里，同我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达56个，比1968年以前增加了将近1倍。正是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1972年，新中国顺利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

这无疑是毛泽东“五湖四海”思想指导下的结果，也是其“五湖四海”思想认识进一步拓展到全球的标志之一。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28.

[2][4][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40.1443.426.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7.

[6]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14.

[7]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19-20.

[8]谭振球编.毛泽东外巡记[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335.

[9]人民日报编辑部.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N].人民日报，1977-11-01.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