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道同++郭秋琴

[摘要]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不仅对中国共产党、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邓小平；党中央领导集体；交接班问题；卓越贡献

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主要领导人交接班问题，亦即中央领导集体合作与交替，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是谁正确地解决这个棘手的、也是最大的难题的呢？不是别人，而是作为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

邓小平在党中央领导集体新老合作与交替中作出了前无古人的卓越贡献，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和深远。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研究和论述。

一、从制度建设着手，在我们党内首次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早在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就鲜明地提出“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说：“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1]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还明确提出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说：“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2]邓小平这里指的是全党各级领导干部，当然是包括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内的。同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这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

二、建立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交接班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和毛泽东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接班人的问题，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解决好。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的同志组成的。邓小平认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必须是集体交接班。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建中央书记处，接集体的班。邓小平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说：“我们强调集体领导，这次讲接班也是集体接班，这很好，很重要。”[3]正因为强调集体接班，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建立一个好的中央书记处，特别是好的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是至关重要的。

三、设立顾问委员会

为解决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能够平稳有序地进行，邓小平倡导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设立过渡性的顾问委员会。邓小平指出：“这个组织是根据中国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说清楚一点，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的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能够逐步地更年轻化一些，同时也就能更妥善地使我们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还能够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他还说：“从三中全会起，就讲要废除终身制，这不但是党的制度，也应该是国家的制度。”[4]邓小平特别强调要让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干部来接班。1982年1月13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亡党亡国。”为了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解决新老干部合作交替的问题，十二大召开半年以前的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指出：“中央认为，把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提到全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有秩序有步骤地加以妥善解决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5]同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即将向党的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时，邓小平又指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邓小平提出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新老干部合作和交替的思想以及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办法的设想，为全党所共识，被写进了党的十二大报告。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并规定：“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6]可以这样说，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起，又经过党的十二大，新老干部合作交替问题不仅仅是已经提上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而且稳步地加以推进和实施了。

应该强调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新老干部合作和交替，许多为革命作出贡献的老同志、老干部表现出了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在1985年9月16日召开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全会收到64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37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30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纪委委员的信。全会同意他们的请求，并决定将情况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报告。在9月18日至23日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批准了一批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增选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和中纪委委员。1985年9月24日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五中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员进行了调整，进一步实现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

四、恢复中共中央书记处

邓小平力主恢复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同时亦是培养中央领导机构接班人的重要战略措施。

1982年2月23日至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29日邓小平在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一九七五年王洪文说：十年后再看。那个时候，我跟先念同志还有其他同志谈过这件事。一九七五年我已经七十一岁了，从年龄上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想，确实要有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工作。这个问题很实际又很紧迫。”邓小平又强调指出：“一方面，对那些帮派体系人物，一定要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从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的同志里面选一批接班人。如果能够花三五年时间解决这么一个大问题，我们的事业就越来越有希望。”[7]这就是说，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担负着选拔中央领导集体接班人的重任。

我们只要对中央书记处成员未来的发展加以分析，就可以体会到邓小平远见卓识的政治智慧了。以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的11名中央书记处成员为例（加上六中全会增选的中央书记处成员习仲勋，共12名）。在1982年9月12日至13日召开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就有8位同志（即万里、习仲勋、方毅、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名同志（姚依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时，姚依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了）。再如1992年10月19日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通过胡锦涛、丁关根、尉健行、温家宝、任建新五位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五年以后即1997年9月19日召开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就有四位同志即丁关根、胡锦涛、尉健行、温家宝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胡锦涛、尉健行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五、推荐江泽民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推荐江泽民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受到我党高级干部的认同和全党的拥护。

江泽民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赵紫阳被撤销党中央总书记等职务后，邓小平经过慎重考虑推荐江泽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人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8]在同年6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决定撤销赵紫阳党内一切职务，即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项职务。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现在看来，对我们四中全会选出的人，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的活动，国际国内的反映至少是很平静，感到是稳妥的，证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是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的。”他还说：“以后中央的工作我不过问，除非特别大的问题。让新的中央，特别是政治局常委会独立思考，独立工作。”[9]同一天，《邓小平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10]信中还表示，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同年11月6日至9日在京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杨尚昆为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为副主席。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后年党代会要选一些年轻一点的精力充沛的人进政治局，进常委会更好。”“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11]这说明邓小平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1992年10月19日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这就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同时也标志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交班的胜利完成。这样一件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和长治久安的大事，完成得如此顺利、平稳有序，邓小平确确实实作出了卓越贡献。

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八大，30年间我们党先后召开了7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中央领导机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实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同时实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党的十八大又实现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向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实践证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领导集体新老合作和交替解决得非常好、非常成功，我们党是富有生机和活力、执政能力非常强、政治上理论上十分成熟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参考文献：

[1][2][3][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1.331-332.282.280-281.

[4][6]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69-170.93.

[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159.

[8][9][10][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09-310.316-317.322.365.

作者孙道同系第二军医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郭秋琴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