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斌

[摘要]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为了争取广大农民群众，苏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对农民进行教育，不仅保障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优先受教育的权利，还大力推进文化教育改革，主张教育活动与生产实践结合。为了解决经济条件落后以及师资匮乏等问题，还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兴办学校。

[关键词]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举措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阶级的教育工作进行了许多积极且有意义的探索，集中表现为充分保障工农群众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改革教育体制与内容、推动教育与生产的结合、发动群众兴办学校等方面。

一、保障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优先受教育的权利

1934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的第十二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革命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1]

值得注意的是，苏区的教育不仅以保障工农劳苦大众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而且把工农劳苦大众的教育权利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1934年2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中规定：小学教育的目的，要对于一切儿童，不分性别和成分差别，皆施以免费的义务教育。但目前国内的战争环境中首先应该保证劳动工农的子弟得受免费的义务教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深刻意识到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并且在方针和政策上规定并保障这个作为革命主力军——工农群众的受教育的权利，这大大提高了工农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为整个革命战争的顺利推进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

二、改革旧的文化教育

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废除旧文化，建设苏维埃新文化的工作，领导广大干部和工农民众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对旧教育进行改革，努力创造新的能适合苏区需要的苏维埃教育。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深刻剖析了国民党的教育政策，指出：“国民党统治下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的。他们的教育政策，是一方面实行反动的武装宣传，以消灭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思想，一方面实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除于教育之外……因此在国民党统治之下，造成了人民的愚昧无知。全国文盲数目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对于革命文化思想则采取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任何进步的文学家、社会科学家，一切文化教育机关中的革命分子，都要受到国民党法西斯的摧残。使一切文化教育机关变成黑暗的地狱，这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政策。”[2]因此，苏维埃地区必须改革国民党旧的、消极的、落后的教育政策。为了搞好教育改革，党和苏维埃政府作出了具体规定：第一，苏维埃教育事业权“归苏维埃掌管”。第二，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废除奴化教育。第三，进行反封建的教育。“坚持反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伦理纲常等封建礼教，破除封建迷信，宣传和教育群众不信神，不信鬼，不遵守旧礼教、旧道德，提倡科学教育，用唯物的科学的理论解说来肃清唯心的非科学的主张。”第四，肃清国民党党化教育的遗毒。“坚持反对国民党三民主义，尽量揭破国民党的一切欺骗改良政策。”“在苏区的赤色学校禁止采用国民党党化书籍。”第五，强调要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作为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贯彻执行苏维埃的教育方针政策，努力完成苏维埃教育建设的中心任务，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教育[3]。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苏区的歌谣、戏剧、文艺创作、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文化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区的文艺，初期以红色歌谣为主。人民群众用山歌歌唱党、歌唱红军、歌唱翻身当家作主后的新生活，出现了“苏区遍地刮春风，红色歌谣满上垄”的喜人景象。苏维埃政府在废除国民觉统治时期的教育制度之后，立即在各地进行教育制度改革试验。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适合苏区需要的统一的学校教育制度。1933年10月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通过的《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和1934年2月中央政府颁布的《小学制度暂行条例》是苏区教育制度建设的重要文件。文件指出苏维埃是统一的学校制度，对于全体人民应施以平等的教育。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在苏区建立了四种类型的学校。第一类学校有夜学校和星期日学校，短期的职业学校、政治学校、教员训练班等学校，属于青年和成年的教育，主要是识字扫盲，同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政治水平。第二类学校是小学校。苏区实行五年的义务教育，分前后两期，前期3年，后期2年，以8岁至12岁为学龄。对失学儿童在15岁以前仍施以学龄儿童教育。对因故能提前完成或不能按时完成规定课程的儿童，修业年限可适当缩短或增加。第三类学校有列宁师范学校、职业学校、政治学校、戏剧学校等，属中学和大学中间的学校，其任务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中等人才。第四类学校是大学，如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等，其任务是培养高等专门人才。这种多层次、多类型、多形式的教育制度。都是根据当时进行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的实际需要而建立的，虽然还不够完备，但基本上能适应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的需要。

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注重废除旧学校的注入式教学法，采用启发式进行教学。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了著名的“十项教授法”。他要求教员用启发式，废除注入式，采取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法，要求教员以姿势助说话，使教学内容生动化，说话要明白易懂，通俗有趣。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教授法”和中央教育部制定的《小学课程教则大纲》中提出的小学教育与政治斗争联系，小学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小学教育与儿童创造性发展联系等三大教授法原则，有力地指导苏区各级各类学校教学方法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为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三、推动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旧中国的封建教育的根本缺陷，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教育工作者鄙视生产劳动。苏区教育从开始产生就把教育和生产劳动联系起来，提出生产劳动是进行教育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此就结束了旧中国教育长期和生产劳动对立的历史。

1931年7月，鄂豫皖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教育政策》中指出要统一教材内容，审查各种教材，由苏维埃文化委员会编订各种课本供学校使用，还将生产劳动纳入教学计划，要求实行生产训练，每个学生都要参加生产训练，每个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实行生产化的教育。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第1号训令强调教育与工业生活农业生活相结合，即劳动与教育结合，劳心与劳力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以达到消灭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对立的目的。

在苏区，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子弟既是生产劳动的主体，又是享受文化教育的主体。任何人都有生产劳动的权利，也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不过，由于个人所处的工作岗位不同，年龄大小不同等等，所受教育的内容与形式都是不一样的。成年人是各个生产、战斗以及各项业务工作的主要承担者，结合他们的工作和生产，曾经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识字班、识字组、夜校、半日校、俱乐部、训练班等等，在这些学习组织里，不仅学习认字，而且还学习了政治知识与理论知识，使其明白了为什么要生产劳动，生产劳动与革命战争的关系等等。

苏区的儿童在经过分田运动以后，许多儿童不为生活所苦，入学人数大大增加。不仅如此，政府还为这些儿童的入学创造了种种的条件，提供了种种的方便。诸如免收学费，提供文具纸张以及各种的补贴等等。在苏区的学校里，无论是初小、高小或者是干部学校，都是把生产劳动作为教育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随着学校性质的不同，学生对象的不同，学习时间长短的不同，安排生产劳动课程的比例是不一样的。经过生产劳动，学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逐步养成了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

四、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兴办学校

苏区兴办教育的主要困难是教师缺乏。苏维埃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发挥教师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在各个根据地里除了举办列宁师范和短期教师训练班，加紧培训教师外，主要是依靠群众，能者为师，一师多用。尤其是小学教师，不仅要在一所小学教，还要到附近的一些小学巡回教；不仅要教小学，晚上还要教农民夜校、识字班或者识字组，积极协助开展扫盲工作。

苏维埃政府为强调依靠群众办学，吸收群众团体的代表参与学校的领导管理工作。临时中央政府批准颁布的各省，县、区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中指出各级教育委员会都要有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及各种文化团体的代表参加。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是讨论、计划、建议并检查该管理区关于发展文化教育运动的一切问题。

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各地的教育经费由各地方苏维埃政府在地方财政中拨出一定比例，主要解决教员的生活费、校舍设备及办学经费，不足部分，发动群众解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革命根据地的局势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教育经费实行中央、省、县分级负担，普通教育经费、教员的生活费由中央教育经费支付，办公费等费用由群众负担。但到1934年以后，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经济困难，中央教育经费紧缺，各地为了继续发展教育事业，提出“我们要创办很多学校，而且还要自给”的口号，发动和依靠群众想方设法自愿筹集教育经费，使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但能够维持，而且还得到继续发展。

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广大群众的事业。因此，党和临时中央政府制定和实行依靠群众办文化教育，依靠群众管理文化教育的政策。苏区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经济十分困难。为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中央政府提出要实行国家办文化教育事业与依靠群众办文化教育事业相结合的政策。各个革命根据地都面临着战争环境，条件十分艰苦，但教师和学生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条件所压倒、所屈服，而是振作革命精神，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例如，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等校舍，都是由干部和学生用劳动的双手建造起来的。小学的校舍，不少是利用破旧的祠堂、庙宇，甚至在农家院子里上课。没有上课桌凳，学生从自己家里带来。没有黑板，就在墙壁上涂上黑锅烟灰写字。没有粉笔，就用红土或黄土造。没有纸和笔，用沙盘为纸，或者在地上写字，用树枝当笔。没有体育设备，就自己动手挖沙坑，砍树枝做跳高架，用大树杆做秋千。

除国家拨出一定经费举办文化教育事业外，苏区政府还鼓励和支持各机关单位、工会、合作社等群众团体和私人举办文化教育事业。在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工农剧社、赤色体育会、红色教师联合会、学生联合会都尽了最大的努力。1933年10月，共青团中央发起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运动，发动各级共青团组织和团员积极协助各级教育部的工作，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贡献。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中央苏区广大群众主动献计献策，出钱出力。办学没有校舍，群众就利用没收地主的房子或祠堂庙宇和修理废旧房屋等方法来解决。办学经费不足，办夜校、列宁室、俱乐部所需的工作人员及各种设备，就由教育部负责。领导各群众团体定期募集地方教育基金，发动群众自愿捐助和组织学校师生勤工俭学、勤俭办学来解决。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中央苏区的经济更加困难，文化教育经费日趋紧缺。为解决困难，1934年初，苏区各地开展了不要中央教育经费、实行教育经费自给运动，提出了我们“要创办很多学校，而且还要自给”的口号。江西省各县纷纷订立了竞赛条约，开展教育经费自给的竞赛。瑞金县是教育经费自给的先进典型，采取多种办法集资，1934年4月便实现了教育经费自给。正是由于依靠群众办学，苏区的教育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但能够维持，而且还得到继续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教育举措为农民教育的展开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和制度保障，可以说，这为中国共产党从情感上、理想信念上、阶级精神上赢得广大农民群众的信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教育进行了可贵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当前探索推进教育改革、实现教育公平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林卫里,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古田会议纪念馆合编.闽西苏区法制史料汇编[M].20.

[2]天津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论教育革命[M].1976.64.

[3]黄定元,张希仁,江西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教育志[M].北京市:方志出版社,1996.48.

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