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加芳

回到苇岸

黄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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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3日，诗人海子自杀49天之后，友人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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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在那篇以后广为流传的纪念性文章《海子生涯》中提到密茨凯维支评论拜伦的话：“他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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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向我们表明，人不仅要写，还要像自己写的那样去生活。”与密茨凯维支高度评价拜伦的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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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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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高度评价了海子的诗歌成就，在引文的后面，他说：“这用以陈说海子诗歌与海子的关系时，也同样贴切。”在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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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看来，就完美地把写作与生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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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这方面，海子无疑是中国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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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而且是当之无愧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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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整整十年后，1999年5月13日，同是海子生前好友的青年散文家苇岸在自己的遗言中写下了这样的自白：“数年前我就预感到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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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适宜进入21世纪的人，甚至生活在20世纪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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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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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星期以后，他也宿命般地去世了。如他所预感的那样，他没有活着进入21世纪，他的生命结束在了21世纪的门槛前。盖棺论定的时候，人们发现，如果海子以后还有人忠实地像自己写的那样生活，那么，这个人不会是别人，正是苇岸。事实上，苇岸不光不适合生活在20世纪、21世纪，就是所有公元后的世代，与他的理想都是如此尖锐地冲突。从经验上说，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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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合格的写作者那里，都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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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私密而高蹈的精神家园，写作者笔底文字的灵魂由那里得来，而写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屈辱和苦痛也由它吸纳、消化。这个精神家园的存在，使写作者得以在现实和理想中间来回穿梭，好比困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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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温床，饿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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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美餐。但写作者并不完全依赖它维持生命，他们还有更艰巨的现实任务等着去完成。苇岸却不是这样，写作与生活于他从不曾同床异梦，而是彻底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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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苇岸追求精神的清洁，对这种洁癖的维护简直到了自虐的地步。在中国古老的圣哲那里，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劝诫，苇岸大约是明白的，当他因过分律己而旁及他人，使他显出严苛的态度时，他本能中内省的力量又驱使他深深自责，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苇岸就曾这样自我检讨：“我有些过于‘道德至上’。愿我走出这个狭路。”但纵观苇岸如流星划落一般短促的一生，他也没能彻底走出来，他的耿介使他不能略微苟且、姑息，而将自我和他人都统统纳入到严格约束的一元论中去。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元论”，也不是稳固的。苇岸不是一个习惯苛责他人的人，他所有的不满都源自于对自己过高的要求，他深切信奉利他主义，曾经这样宣言：“我们能够容忍他人给我们带来的不快或损害，但我们无法忍受自己给他人造成不快或损害。”这使他看上去未免显得喋喋不休。这样高尚的情怀在一个人人自危并时刻准备猜疑他人的境地中，太容易被斥为“多管闲事”、“纠缠不清”，苇岸原本热切的灵魂此时也不得不变得落落寡合，他实在是太过孤独了。

而苇岸的孤独，是公元前的孤独，是与人类远祖接近，而与现下生活疏远的孤独。不错，苇岸是深信“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人性本恶”的论调在他那里找不到市场，但这样温情的愿望，在今天，难道不是曲高和寡么？

苇岸的境况使人想起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中名篇《生命力的发端》里的小贵族。在那脍炙人口的篇章中，年老体弱心灰意冷的小贵族在听完远行者征服西方的描述后，从远行者赠送的贝壳中看到了远离现实的奇幻国度。那个国度太过美好，因而只依稀显现于闪电忽明忽灭的天光中。一旦晨曦升起，便无影无踪了。在巴乌斯托夫斯基精细的笔墨点染下，贝壳深处的国度拥有了至高无上的美妙的光晕，成为一种无与伦比的崇高愿景。其实，这样的国度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它仅只是小贵族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样，在苇岸的精神世界里，也真真切切地存在着一个一尘不染的素朴之国。苇岸对先民农耕生活的极力推崇；对科技手段支配的工业社会的摒弃；对“人的完整性”的大力呼吁；包括对素食主义的身体力行，一切的一切，都无不在为接近那个光辉熠熠的完美国度添砖加瓦。在《生命力的发端》中，浮想联翩的小贵族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现实中找到了与他的幻想相对应的土地，然后幸福地死在了那上面。巴氏在故事后面这样语重心长地总结：“渊源于生活的想象，有时也会反过来主宰生活。”但苇岸没有交上这样的好运气，作为个体，他的力量太过微弱了，他在理想中建构了那样迷人的乌托邦，可是，直到他孤单地撒手人寰，他与现世的谈判还丝毫看不见尽头。

二

苇岸曾在《大地上的事情》的序言中引用古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的话：“一部大书是一大灾难！”在这里，苇岸的意图已经再明显不过。苇岸39岁的生命中写下的作品并不多，生前只结集出版了两本薄薄的小册子：《大地上的事情》和《太阳升起以后》。对于一个杰出的作家来说，这样的数量与他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声显然太不相埒。但是，就这些作品的光辉质地看来，成就苇岸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已经绰绰有余了。事实上，就算苇岸只留下一部由75篇短章构成的开放性系列散文《大地上的事情》，也足够使他为人们长久铭记了。欧内斯特·海明威曾经一口咬定史蒂芬·克莱恩是20世纪美国真正出色的小说家，因为后者写作了一部无比精彩的《海上扁舟》。值得一提的是，海明威对史蒂芬·克莱恩的其他作品简直不屑一顾。这里指出了文学写作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信条：一位真正优秀的写作者可以允许在他有限的写作生涯中写出平庸的作品，但他必须拥有一定比例的独一无二的创作，以证明自己确实并非生产文字垃圾的机器。从现实的角度看，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人类的历史经历了几千年，而表达的历史也与人类存在的时日一样长久，几乎所有人类情感都因得到巨细无遗的表达而不再新鲜。这样，一个作家哪怕穷其一生只留下一部无可挑剔的作品，他也有十足的理由赢得阅读者由衷的尊重。

苇岸著《大地上的事情》书影

苇岸并不多产，但他通过那几乎篇篇精粹的作品向我们表明，他引用卡利马科斯的话，并不是为自己还谈不上丰富的创作成果辩护，恰相反，苇岸是以这异域先贤的告诫来鞭策自己，用自己及其克制的创作实践为所有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写作者的榜样。写作者中凭借惊人的文字数量来使自己在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的比比皆是，他们的作用，无非是使生产纸张的树木被更大量地砍伐，真正严肃的文学史和清醒的读者不会青睐他们。而苇岸就像一位兢兢业业的苦修者，从来不理会文坛上愈演愈烈的对话语霸权的争夺游戏，尽管在文字和纸张的数量上并不占优势，但就其文本所传达的主题意义及其背后呈现的那个人的精神魅力，或者仅仅是文字本身的创造性力量，都不愧是为文学史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一句话，苇岸是以少胜多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漫长的写作史实际就是写作者运用文字的历史。几乎每一个独立的作家都掌握一套属己的语言体系，在此基础上激扬自己的笔墨。文字与作家的关系有时候就像是土地与农民的关系，土地的面积尽管广袤，终归还是有限的，农民无休止地耕种只会使耕地因得不到更新而趋于贫瘠。而有经验的农民懂得管理和休耕的重要性，他们有能耐使原本贫瘠的土壤变成庄稼生长的天堂。同样的道理，当文字因为陈陈相因的利用而失去它原初承载的鲜活蕴含时，对于诗人的呼唤就再紧迫不过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热潮中，我们见识了以诗歌之笔书写散文篇什的苇岸；90年代诗歌热潮退去以后，苇岸仍在继续他的散文创作，而他操持的，依然是缪斯的竖琴。这一点，使他就是在当时风头正健的“新生代散文”作家中间，也十分与众不同。

苇岸的诗意，是质朴的诗意；是直接抵达事物核心的诗意。是斫轮老手才可能禀有的直截了当的诗意。似乎在苇岸眼中，并不存在遥不可及的事物，一切都亲切得近在眼前：

麦田整整齐齐摆在辽阔的大地上，仿佛一块块耀眼的黄金。（《大地上的事情》，十一）

在落满叶子的林间走动，脚下响着一种动听的声音，像马车轧碎空旷街道上的积水。（《去看白桦林》）

小镇上的阳光，像金属一样。（《天边小镇》）

我可以看到团团白云，像悠悠的牧群漫上坡地，在天地的尽头涌现。（《美丽的嘉荫》）

……

诸多美妙的譬喻显示了苇岸对于意象选取的良苦用心。正是这些犹如身体发肤一般切近的意象，让我们领会到一位天才诗人超凡的感受力和对生活强烈的眷恋。苇岸曾引用屠格涅夫“只有在俄罗斯乡村中才能写得好”的格言作为题目，创作了《作家生涯》中的一个片段。苇岸笔下的比喻，也处处体现了俄罗斯大地特有的柔美的诗性特质。这使他的比喻亲切而不甜俗，触手可及而又含情脉脉。如果说文字早已在无数庸俗作家的滥用下变得了无生气，文字本身表征的丰富内涵也早就被厚厚的积尘掩盖，那么，苇岸拭去了它们尘封的外表，文字的灵魂得以重见天日，文字初始被赋予、以后又被抹煞的体温复原了。

三

一个世纪以前，安·巴·契诃夫就曾这样得意地自况：“我能把一个长长的主题简短地表达出来。”他说到做到，只用不多的篇幅就把“等待”这一恒久而难以捉摸的概念举重若轻地演绎清楚——他创作了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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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在《大地上的事情》的那篇同样简短的自序中，苇岸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说：“我崇尚用最少的文字，写最大的文章。”比起契诃夫，苇岸的姿态显得谦卑得多。但他的立场却并不因此而有一丝动摇，如同惊涛拍岸带给人们的哲理思考那样，水性至柔，但它每一次拍击的声响都是一样实实在在，不容置疑。

苇岸著《上帝之子》书影

“用最少的文字，写最大的文章”——在这一宣言式的简洁概括中，苇岸道出了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的终极追求。在人们对于作家的通俗理解中，作家被定位为那类将别人的故事讲述给别人听，然后再伸手向别人要钱的人。他们与手艺匠人在本质上没有区别。读书人会赞同写作是一项抒情写意的事业，作家的职能是凭自己的生花妙笔书写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并因此予人慰藉催人警醒。从这个层面来说，作家已被供奉在了艺术的圣殿之中。但真正伟大的作家通常还扮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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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角色，以此与手艺匠人和普通艺术家截然区分，那就是传道者的角色，而这种身份往往容易为大众所忽略，因为这样的作家就是在久远的阅读史中也实在有如凤毛麟角。

不夸张地说，苇岸便属于这样的作家。作家中炫技尚奇者可谓多矣，汲汲于小情小调的宣泄者也不乏其人，但他们大多数只热衷于文字表现本身，偶有一些高尚的情思也仅只是灵光一闪地诉诸单篇作品的写作中间，在大部分文字的背后人们并不能轻易看到一个完整而崇高的灵魂矗立起来。但苇岸是一个异数。固然，苇岸也十分耽于词句的精雕细琢，文辞整饬的关键性在他那里丝毫不亚于对清洁精神的追求，但文字说到底只是苇岸借以“载道”的工具，苇岸对文字使用的敬畏，毋宁说是为了使它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载道”的功能。这里的“道”，实际就是爱，这一点清晰地贯穿苇岸创作的始终。苇岸形诸笔端的所有努力，归根结蒂都为接近乃至实现爱的美丽图景。在苇岸看来，时代愈往后，人类距离原初的纯粹状态就愈远，工业革命以后就更要命，人对自己的叛离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同里尔克早就预言的：“机械排挤掉我们的手腕”——事实还要更甚，人生存的现状就像海子悲哀地描述的那样：“我连自己都放弃／更不会回到秋收／农民的家中。”（《七月的大海》）“爱如何可能”已然演变成一个绕不过去的艰巨命题，拷问现代社会中生活着的芸芸众生。面对“爱”，人们已变得手足无措，成了彻头彻尾的无能的孱头。这时候，苇岸接过为列夫·托尔斯泰所一度高举的非暴力主义的大纛，便应当具有空前的历史意义。《新约·马太福音》中就有这样的叙述：“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整部《新约》，说到底也可以看成是对这种“宽恕哲学”的敷演。这种精神境界，随时都在给予困顿中的人们以深情的慰藉；而当我们读到苇岸那篇堪称经典的《上帝之子》，我们可以不用怀疑，在人类这一种群某些优秀成员的内心里，确凿存在那么一个柔弱而温暖的角落，用以承负罪愆，并不惜以自我的牺牲来博取和平愿望的达至。那句著名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得到了来自现实的呼应了。苇岸对人类生活的还原，他自身如异乡人一般在世间的生存，根本也可纳入到爱的范畴中去。如果说在苇岸之前我们对“博爱”这一概念的认识尚不甚明确，苇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典范，他以秉持博爱如信仰一般虔诚的态度让我们清醒，单个的人原可以与大地、山水荣辱与共，感性个体也早就同鸟兽虫鱼休戚相关，人心从来不是闭塞不通的，而恰是无远弗届，使天地古今万物都承受它看似微薄实则厚重的恩泽。在苇岸精心提炼的文字外壳下面，一种含纳万有的内里逐渐丰盈起来。

苇岸著《太阳升起以后》书影

苇岸去世已经14年了。14年光阴流逝，世事变迁，城市化及其裹挟着的丑恶习性正在进一步地把那种真淳质朴的生存状态吞噬。早在1994年，苇岸就曾感触良深地指出：“这是一个被剥夺了精神的时代，一个不需要品德、良心和理想的时代，一个人变得更聪明而不是美好的时代。”尽管苇岸由于失望而未免言说得过于绝对，这里的最后一句话还是让人体会到了振聋发聩的力量。近20年过去了，现状无疑已发展到更加今不如昔的地步。我们不禁要想：倘若苇岸不因那致命的肝癌英年早逝，他那谨慎的笔墨又将写下怎样诗情洋溢的感慨呢？苇岸是熟读《圣经》的，他不可能不知道《传道书》的起首就有“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样的箴言。因此，不难想象，这位秉赋着极端柔软的心脏的诗人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写下他的宽容和期待，写下他的梦想与信心，正如他所喜爱的泰戈尔曾经断言过的：“第一个孩子生出时所带的神示说：上帝对于人尚未灰心失望呢。”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