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颖 潘 鑫 但 波

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已经成为两大主流趋势，城市作为全球网络化的重要节点，其研究也不断受到重视[1]。由于研究视角等层面的差异，在学术界呈现出 “国际化城市”（international city）、“超级城市”（mega city）、“世界城市”（world city）、“ 全球城市”（global city）等诸多名词，这些概念对于我们理解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资源和要素跨国流动的不断增强，“全球城市”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城市政府的热切关注。

2014年2月，上海市政府《关于编制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将上海“努力建设成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然而，

我们如何测度全球城市，上海现状与全球城市的差距在哪？此类问题亟待在深入分析全球城市判别方法基础上进行科学的评判。一般认为，“全球城市”指标体系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全球城市、把握全球城市的塑造规律[2]。因此，通过科学的评判方法认识上海全球城市建设现状，明确发展短板，对于明晰远景发展思路，引导上海全球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全球城市”指标体系研究进展及趋势

1.1 “全球城市”指标体系研究进展

全球城市指标体系研究早期主要基于对单项指标的考察，包括跨国公司[3-4]、经济控制能力[5]、航空交通联系[6]等。其中，基于跨国公司的研究影响力最为深远，研究者认为拥有跨国公司总部层级越高、数量越多的城市，其管理与控制能力越强，从而在世界城市等级体系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在具体指标选取上，科恩采用了“跨国指数”与“跨国银行指数”两项指标。他认为两个指数在 1至 1.5之间，该城市则为国际性中心城市；两个指数均超过1.5，则该城市为世界城市[7]。在卡斯特尔斯全球流动空间理论基础上[8]，英国拉夫堡大学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y，简称GaWC），建立了连锁网络模型(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定量分析了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开辟了世界城市网络定量研究的新领域。其根据175家顶级的生产性服务业跨国企业，包括会计（25）、金融（75）、广告（25）、法律（25）与管理咨询（25）企业总部与分支机构在世界526个重要城市的分布情形进行分析，建立城市与企业的服务价值“矩阵”，计算网络关联值，将世界城市体系划分为Alpha级、Beta级、Gamma级3个级别（此外还有high sufficiency、sufficiency两个级别）及10个副级别，并先后5次发布了世界城市排名。总体而言，单项指标判别法从某一核心维度评价城市发展程度，划分城市层级系统，简便易操作，但也存在明显不足，难以反映全球城市等级体系的完整网络图谱。

进入21世纪以后，基于全球城市内涵越来越丰富，为了全面地反映全球城市的特征，大量学者与研究机构采用构建综合性的指标体系来判别全球城市，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万事达卡全球商业中心指数（Worldwide Centers of Commerce Index，简称WCoC指数）、日本森纪念财团（MMF）发布“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lobal Power City Index，简称GPCI）、科尔尼的全球化城市指数（Kearney Global Cities Index，简称GCI）等。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的国际化程度深化，国内学者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也提出了多种综合评价体系[9-12]，部分学者还对上海、北京的全球化程度做了实证研究[9][12]。由于研究视角、指标遴选、数据来源等方面的差异，各项综合指标判别法研究结论也存在一定差异。总体来看，综合指标判别法抓住了全球城市多元化和综合性的特征，其可以反映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除此之外，综合指标还细分为若干分项指标，也可以了解城市各方面发展水平。但综合指标判别法也存在数据量庞大、收集难度大、评价主观性较大的缺陷（表1）。

表1 全球城市综合判别指标比较

表2 GaWC与2ThinkNow排名比较

1.2 “全球城市”指标体系研究的变化趋势

结合对国内外学者对全球城市指标体系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全球城市的指标研究呈现出两大变化趋势。

（1）从反映城市内部组织构造的个体判别指标向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城际联系判别指标转变。前者如霍尔关于世界城市的6项识别性要素[3]，弗里德曼概括的衡量世界城市的7项标准[5]，萨森的全球顶级生产性服务业识别标准等[13]；后者如GaWC研究小组从顶级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角度测度各城市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联系程度；史密斯等利用航空网络数据来测度全球城市之间联系的强弱程度[6]。随着各城市间人口、资本、产业、信息等网络联系数据逐步透明化，基于不同城际联系的指标研究将更为全面地反映全球城市整体面貌。

（2）从关注全球城市经济实力指标向城市创新指标转变。在霍尔和弗里德曼对全球城市的早期研究中，尤为关注城市在全球中的经济能级，如霍尔认为世界城市是“国家的贸易中心、主要银行的所在地和国家金融中心”，弗里德曼提出的“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地”等。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创新型经济在全球兴起，创新与城市功能发展的耦合互动愈发紧密，全球城市竞争力与城市创新能力高度正相关。布鲁金斯学会甚至认为在知识驱动全球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城市和企业必须通过新思想、新方法、新产品和新技术的持续创新才能实现在全球经济中的成长。从GaWC网络关联度与2ThinkNow全球城市创新能力排名来看，网络联系度处于顶端的伦敦与纽约，其创新能力也位居前列；旧金山与波士顿虽然网络联系度排名下降，但其创新能力却处于首列，率先实现了向创新型城市的转型（表2）。

2 上海“全球城市”建设评价思路

2.1 对标城市选取

伦敦、纽约是目前公认的全球城市，位于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通过与顶端城市的比较可以直观地了解到目前上海与全球城市顶端的差距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就亚洲而言，新加坡、香港、东京是上海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只有清晰地了解这些亚洲城市的发展状况，才能科学地判断上海在亚洲城市中的地位与实际发展情况。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就将城市发展目标定位为世界城市，通过与北京比较也能更好地了解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国内环境及优劣势。

2.2 评价内容

借鉴霍尔、弗里得曼、萨森、肖特等知名学者及伦敦规划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等权威研究机构对全球城市功能特征的理解，并结合当前全球城市发展趋势，笔者将未来全球城市功能特征概况为五个方面：①全球金融商务集聚地；②全球网络平台及流量配置枢纽；③全球科技创新中心；④诱人的全球声誉；⑤面向全球的政府。着重评价上海在这五大功能特征方面与对标城市的竞争能力。

表3 选取评价指标比较

2.3 指标选取

结合数据发布的权威性、连续性及多城市指标可获取性等考虑，本研究选取在国际上定期发布、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单项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遵循“功能特征-典型评价指标”的思路与对标城市进行比较评价。选取的指标包括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PCI）、全球化城市指数（GCI）、网络关联度指数（GaWC）、全球商业中心指数（WCoC）、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全球城市创新指数等，在分析过程中还采用了部分具体层面的指标（表3）。

3 上海“全球城市”建设现状评价

3.1 总体判断

GPCI指数和GCI指数标识的是城市综合实力，2014年上海在两项全球城市体系中排名分别位于15位和18位，显示上海已经具备冲击全球顶端城市的基础与潜力。从分项指数考察，就全球网络联系程度而言，2012年上海排名第6位，表明上海与其他全球城市功能联系十分密切，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节点作用较为明显；就金融中心建设而言，2008年上海WCoC指标排名第24位，2014年上海GFCI指数排名第20位，距离全球金融中心仍有一定差距；就全球创新城市建设而言，2014年上海位居第35位，创新能力明显滞后于伦敦、纽约等全球城市（表4）。

表4 全球城市主要指标排名

3.2 全球金融商务集聚地建设现状评价

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7-16）系列报告（图1），伦敦、纽约、香港及新加坡金融中心地位稳定，稳居前4位，上海金融中心地位则呈现上下波动态势。近几年，上海金融中心功能得到一定程度加强，但与香港、新加坡和东京的差距并没有显著缩小的迹象。

图1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综合得分（GFCI 7—GFCI 16）

此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从证券市场等方面也可以得到局部验证（表5）。截至2012年末，上海证券交易所共有上市公司954家，市值达2.5万亿美元，全球占比为4.5%；国内股票电子成交量26万亿美元，全球占比为5.7%。但是，泛欧证交所（US）和纳斯达克-OMX的市值分别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5.5倍和1.8倍，交易量分别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4.7倍和3.4倍。此外，上海证券市场还存在国际化程度偏低的问题，由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一直未推出国际板，国际资本很难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外资认购市值仅占上证市值的0.6%[14]，上海的金融中心仍局限于服务国内，还远没有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的融资和交易平台。

表5 2012年末世界主要交易所市值和融资情况比较（百万美元，%）

3.3 全球网络平台及流量配置枢纽建设现状评价

根据最具代表性的GaWC世界城市排名，上海已经从2000年的第31位，上升到2012年的第6位，达到世界城市的第二个层级Alpha+。在排名位序上也超越了东京，仅次于伦敦、纽约、香港、巴黎、新加坡。从全球城市网络联系值来看[15]（表6），2010年上海与伦敦、纽约之间的联系值均列入前10位，超越东京、北京，但与香港、新加坡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截至2014年6月，外商在上海累计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70家，而香港的跨国公司总部数量为1379家，香港仍是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的首选。

表6 2010年全球城市间网络联系值前20排名

此外，上海跨国公司企业还存在规模偏小问题。2014年上海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量仅有8家，低于东京的43家，纽约的18家，伦敦的17家，更低于北京的52家。虽然跨国企业还存在跨国化指数等诸多指标，企业规模不能简单等同于网络联系度，但随着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外资推动向内需拉动和出口导向转变，上海的网络平台地位也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3.4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现状评价

21世纪，创新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全球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关注城市创新能力。曾经以高度发达的贸易、航运、金融为特征的国际化大都市纽约、伦敦等，都在快速转型为全球创新中心。根据2014年2ThinkNow全球城市创新能力的最新排名，纽约和伦敦分别居于全球第2位和第3位，仅次于旧金山。反观国内城市，上海全球创新能力排名从2010年的第24位下滑到2014年的第35位，北京也位于50位左右停滞不前（表7）。

表7 全球城市创新能力排名比较

虽然上海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与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相当[16]（表8），但由于低科技成果转化率等原因，研发投入并没有转化为创新能力，这也是我国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城市创业环境方面，创新型中小企业作为未来全球城市创新的主体力量，受制于融资渠道、企业税赋、市场竞争公平性等方面的制约，上海也尚未涌现出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创新型企业。

表8 研发（R&D）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3.5 诱人的全球声誉发展现状评价

全球城市必须具有全球声誉与相应的国际市场地位，同时通过文化以及信息传播在价值观上影响世界其他城市。全球声誉包括众多方面，其中文化、宜居与生态环境成为全球城市影响力的重要方面。

根据2014年GPCI报告，宜居方面，上海与国际城市差距不大，甚至稍微领先于伦敦、纽约，说明上海在工作环境、生活成本、安全性、生活便利性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文化方面，上海城市魅力在亚洲层面具有一定竞争力，但与伦敦、纽约等顶级全球城市相比仍有差距，2013年伦敦国际游客数量为1522万人次，新加坡为1164万人次，而上海仅为851万人次，在文化软实力和吸引力方面上海仍有较长路要走。生态环境方面，受制于发展阶段和环保意识等方面制约，上海的人均碳排放远高于其他地区，平均在13吨/人左右，是世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4吨/人）的3倍以上；在空气污染方面，2013年，上海PM2.5和PM10均超出新国标规定的二级标准2倍以上，环境问题成为制约上海、北京角逐全球顶端城市的重要瓶颈（表9）。

表9 GPCI宜居、文化、生态环境得分（2014年）

3.6 面向全球的政府发展现状评价

城市领导集体的全球视野和区域合作意识将对一个大都市区的全球化产生最大的潜在影响[17]，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促进企业和城市走向全球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且互补的角色。WCoC指数中法律和政治框架、经济稳定性、经营的容易度3项指标与政府领导能力密切相关，可以视为衡量政府绩效的指标，结果显示，新加坡政府凭借在法律框架、人才政策、经济稳定性方面的调控和主导作用，各项排名均位居前列；而上海3项指标均位于50位以外，但该项指标评价中不仅包含地方政府也包含中央政府，上海未来的发展受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影响依然明显（表10）。

表10 WCoC分项排名及评分

4 结论及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评价，发现上海在中国快速崛起背景下，正在向全球城市迈进，并且已经具备角逐顶端全球城市的基础和实力。但对全球城市5大功能特征分项评价来看，表现存在明显差异。

在“全球金融商务集聚地”、“全球网络平台及流量配置枢纽”方面，上海总体得分较高，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但也存在金融中心服务国际化不足、跨国公司企业规模偏小等问题。未来需要进一步释放潜能，借助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金砖银行总部落户上海等契机，提升上海金融商务中心国际化水平；同时，上海作为长三角区域的“门户城市”，未来应在构建中国企业对外辐射网络平台方面发挥更为重要作用。

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诱人的全球声誉”方面，上海综合排名明显居后，城市创新、生态环境成为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突出短板。未来，上海在稳步增加科研投入的同时，更应在营造适宜创新的包容性环境、吸引全球流动人群（精英经理人、研发人员、艺术家、旅行者）集聚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生态环境作为区域性问题，在短期内难以根本上解决，上海应加强与长三角区域其他城市在产业结构转型、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协作。

在“面向全球的政府”方面，上海总体评价不高，而政府的角色和作用则是建设全球城市最为关键的未定因素。一方面，上海迈向全球城市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支持，应争取在现有自贸区基础上，尽快扩大试点范围覆盖全市乃至长三角地区，成为国家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另一方面，上海应借鉴新加坡等城市经验，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及国际化视野，建设精英政府，真正助推上海未来30年走向全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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