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健，邵珠琼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刘易斯转折区间”的测定及其实现跨越的路径

周 健，邵珠琼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刘易斯转折区间”是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笔者首先界定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并对其进行了测定，得出我国已于2002年左右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将于2025年左右跨越“刘易斯转折区间”。在这期间，2009年左右，我国将进入一个全面加速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阶段，2015年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跨越“刘易斯转折区间”的路径。

刘易斯转折区间；农村剩余劳动力；路径

一、引 言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存在着争议。实际上，刘易斯转折点更多的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点，单纯这个点不能完全涵盖“刘易斯转折点”的全面的重要意义，因此，刘易斯转折点应被理解成一个时间段或区间[1]380-402。费景汉和拉尼斯(1999)也认为，刘易斯转折点不是短时间内完成的，在欠发达国家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2]。国内一些学者也持这种观点。蔡昉(2007)指出，“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时点，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3]。

在梳理国内外“刘易斯转折点”研究的文献时，可以清楚地发现一个问题，即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这里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指广义的概念，也即边际产出小于平均产出水平的那部分农业劳动力。完全被释放后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归于“刘易斯转折区间”。因此，“刘易斯转折区间”在某种意义上被无限期地延长了，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意义，“刘易斯转折区间”应该是一个有界限的发展区间。

如何界定“刘易斯转折区间”呢？1972年，刘易斯在《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中，提出了两个转折点。大量边际生产率低下的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力短缺的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当农业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开始到来；之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整个经济完全商品化了，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此时，“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开始到来。由此可见，“刘易斯转折区间”应该是从边际产出水平小于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导致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持续稳定升级开始，到边际产出小于平均产出水平的那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完全释放为止的发展区间，中间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如何测定“刘易斯转折区间”呢？陈建军(2004)从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研究得出，当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和社会总就业人数之比低于50%左右时，就标志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的结束，而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和社会总就业人数之比低于30%左右时，那么就有可能出现普通劳动力短缺的情况。那么50%—30%这一区间就是“刘易斯转折区间”[4]83-84。王春雷(2008)利用对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改进后的模型对“刘易斯转折点”的时点进行了估计，得出“刘易斯转折区间”在2003—2024年之间[5]。汪进、钟笑寒(2011)使用1980—2004年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作以比较，指出“刘易斯转折区间”在人均GDP为3 000—4 000美元(购买力平价2000年国际美元)之间[6]22-37。王金营，顾瑶(2011)通过预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求的变化，得出“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最早会在2015—2020年之间到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到来的时间将会在2025—2030年[7]。吴海民(2012)基于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比较，提出“刘易斯转折区间”应在2005—2043年之间[8]。以上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刘易斯转折区间”进行了测定。本文结合以上学者的分析，对我国“刘易斯转折区间”进行测定并做以研究，进而探索其实现跨越的路径。

二、“刘易斯转折区间”的测定

(一)2002年左右是“刘易斯转折区间”的开始

2002年是一个具有“刘易斯转折区间”特征的特殊年份，是一个典型的分界点。从表1可见，从1996—2001年，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在50%左右的波动中徘徊，第二产业就业结构持续下降，但是从2002年开始，第一产业就业结构持续下降而且下降速度很快，到2010年下降了13.3%，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出现逆转呈现持续上升，到2010年上升了7.3%。因此可以看出，2002年开始，我国第一、二产业转折趋势明显。而且，2002年，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也具有一定的转折意义[9]。

“刘易斯转折区间”的开始还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的明显变化。一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2002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50%，与1950年日本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相近(见表2)。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一产业收入。1996—2003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保持稳定，8年增速仅为20%，而2003年开始到2010年8年增速高达202%，与劳动生产率相对应，1996—2002年，第一产业收入总体保持不变，而2003年开始至2009年保持稳定提高，7年增加了45%。

由以上可见，2002年左右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中国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速度开始提升。但2002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结构预测值为30%(见表3)，低于实际值20%，这表明由于受到政策和制度等因素的限制，中国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没有全面加速[6]22-37。

表1 1996—2010年按三次产业分就业结构 %

资料来源：《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2 日本产业就业结构的演进 %

资料来源：金森久雄《日本经济读本》，转引自：陈建军.“无限供给”走向终结[J].IT经理世界，2004(11)：83-84。

表3 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的预测值

资料来源：实际值来自《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他各值来自汪进、钟笑寒.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理论辨析与国际经验[J].中国社会科学，2011(5)：22-37。

(二)2009年左右是中国全面加速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拐点”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指出，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那么，2009年是“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吗？南亮进等(2010)估算2001—2005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为1.59—2.97亿，蔡昉(2007)估算2005年为0.58亿，马晓河等(2007)估算2006年为1.1亿，约翰·奈特(2011)等估算2007年为8 000万，杨继军等(2011)估算2009年为近2.4亿。国内外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测算的结果从5 000多万到近3亿，差距很大。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我国这一时期仍然存在着规模较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因而2009年左右不是“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2009年这一时点有什么意义呢？2009年尽管不是“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却是“拐点”，也即是中国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速度开始加快，全面加速的开始。一是从“民工慌”到“民工荒”的快速逆转。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底到2009年初出现了大规模农民工返乡的现象，但是2009年上半年返乡农民工就已经开始返城就业了，而且外出农民工总规模还有所增加，从2008年的1.4亿增加到2009年的1.5亿，失业率不到3%，农民工再次出现短缺，这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发生着的一些微妙的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开始加速。二是2008年之前农民工的收入一直稳定增加，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与其第一产业收入的变化保持相同的变化趋势，但2008—2009年，农民工收入增速加快，非农产业的收入也相应增加较快，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变化呈现出与非农产业的收入变化一致的新趋势[10]。三是2010年农业部门的工资增长率超过了工业部门的工资增长率，农业部门的工资增长会进一步加速[11]。四是较为年轻的劳动年龄人口(15—29岁)在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不断下降，而较为年老的劳动年龄人口(45—59岁)所占百分比不断上升，2008年两者交叉。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我国年老劳动力对年轻劳动力的替代率非常低，因此必须不断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才能满足企业对劳动力的要求[12]。五是2009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必然会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持续推动劳动力优势产业的发展，进而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由此，需要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13]。

(三)2015年左右中国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什么时点中国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呢？一是一般来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为30%左右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就会来临。由表4可见，2015年左右中国第一产业就业结构会达到30%左右。二是劳动力供求趋势的预测。蔡昉(2010)预计，到2015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全国作为整体达到零增长，以后则为负增长，农村不再有净增劳动力可供大规模转移[14]。这时所能转移的就是存量的边际产出小于平均产出水平的那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部课题组(2011)指出，到2015年前后，我国的劳动力需求将可能超过劳动力有效供给，由此进入短缺时期[15]。刘洪银(2012)亦认为，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变化的转折点出现在2015年，数量过半的农村劳动力将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供给[16]。三是城市化水平的比较。刘易斯转折点的形成会使得该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大幅度上升。日本在1960年前后跨越刘易斯转折点[1]380-402，其1955年城市化率为56%，1960年是63.5%；韩国在1970年前后跨越刘易斯转折点[17]，其1970年城市化率为55.3%；台湾的刘易斯转折点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18]，其1966年城市人口占比55.3%。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7.3%(见表5)，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时基本相一致。由以上可见，2015年左右中国开始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向“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推进。

表4 2011—2025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结构预测值

资料来源：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2002—2011年中国就业结构具体数据，建立灰色GM(1，1)预测模型，对2012—2025年中国就业结构演进情况进行预测。

注：2011年为预测值，括号内为预测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

表5 2011—2025年中国城市化率预测值

资料来源：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2002—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数据，建立灰色Verhulst预测模型，对2012—2025年中国城市化率进行预测。

注：2011年为预测值，括号内为预测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

(四)2025年左右中国将跨越“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李德伟(2008)指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到来时，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基本完成，经济开始进入一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相对更加稳定的发展状态[19]。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率达到70%，表明其基本完成了城市化。1970年日本城市化率为72.0%，1980年韩国城市化率为71.6%，两国均超过70%，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而这一时期距离其完成“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是十年左右的时间。2024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71.2%(见表5)，也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而其距离中国完成“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也基本上是十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的工业化什么时间完成呢？王建(2005)认为，到2025年，中国就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了[20]。陈佳贵等(2007)称，中国较早将在2015至2018年，较晚将在2021年完成工业化进程[21]。王元丰(2012)指出，到2020年左右，中国工业化进程将会完成[22]。樊纲(2010)认为，当一个国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下降到10%左右，预示着工业化基本完成[23]。日本农业劳动力比重1970年为19.3%，1980年为10.9%。2025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结构为17.77%(见表4)，接近日本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时的水平，同时也基本实现了工业化。1980年，韩国的霍夫曼比率为0.9∶1，表示其已进入霍夫曼工业化阶段的第四阶段[24]，距离其完成“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也是十年左右的时间。

(五)结论

综合以上，2002左右中国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2025年左右将跨越“刘易斯转折区间”。在这期间，2009年左右，我国进入了一个全面加速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阶段，2015年左右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当然，以上结果数值并非固定不变，其会随着相关变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刘易斯转折区间”可能会延长或缩短。

三、实现跨越“刘易斯转折区间”的路径

(一)加快中国转轨进程，充分尊重市场机制的作用

在跨越“刘易斯转折区间”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其基本原则应是“顺”市场经济发展，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奠定基础。然而，中国在跨越“刘易斯转折区间”的过程中，政府也在努力，但其基本思想是“逆”市场经济发展的，总是希望代替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样往往适得其反，如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缓慢就与政府在制度、发展战略、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操纵紧密相关。

尽管政府在经济发展起点低，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条件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政府的过度干预严重削弱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其对经济的负面的影响也在凸显。因此，我国在跨越“刘易斯转折区间”的同时，必须加快转轨的进程。一方面政府要加快用工制度、户籍制度、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必须合理控制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要对市场持几分“敬畏之心”，凡是市场可以解决的，就交由市场调节，加快、扩大市场机制调节，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基础性的资源配置功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二)建立多元化道路，加快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

1.推进三次产业持续发展

第一，工业化是推动劳动力转移的主导力量。一是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可以扩大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二是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与发展可以提高农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加速对传统农业现代化改造的进程，由此可以扩大农业内部就业能力；三是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与发展本身就可以为城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二，改造传统农业。在农业的深度开发上下功夫，通过调整种植业结构、发展集约型农业、走农业产业化道路等仍然可以大大增加了农业的就业容量，使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得到消化。但须注意的是，农业内部仍要以转出为主，挖潜是有限的，不可长久的。

第三，提升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第三产业门类行业多，劳动、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并存，大多数行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快、吸纳劳动力较多的特点。若按等量的投资计算，第三产业所容纳的劳动力比第二产业多2倍至3倍，而且具有能够吸纳多种劳动力的独特优势。从第三产业本身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发展特点来看，它能够把较多的吸收劳动力与部门发展和部门效益统一起来[25]。

2.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过程，包括劳动力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因而，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多途径创造就业机会。一是通过城市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来实现扩大就业；二是通过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来直接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三是通过城市化所带动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来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四是城市化可以促进社会分工，有力地带动了各行各业的产生和发展，从而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3.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

非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联系，具有产权清晰、权责利统一、机制灵活的优势，能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国家发展经济社会的巨大引擎，因而其可以更好地弥补国有经济带动就业能力有限的不足，有利于增加社会就业。

(三)保护普通劳动者的权益，社会分配更多地、更合理地向其倾斜

过度依赖于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人口红利，经济发展会陷入一种低水平的路径依赖，不利于经济结构的提升，而且依靠人口红利不会长久，过于强调人口红利只会对我国普通劳动者带来损害。因此，必须保护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限制歧视性待遇，并将其纳入法律体系及法治轨道。同时要使得普通劳动者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此则可以缓和社会矛盾，形成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国民收入增加，而且其能比较均衡地分配给社会各个阶层，使得社会贫富差距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扩大，从而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也在总体上降低了国内市场的交易成本[4]83-84。

(四)关注“三农”“空心化”，建设真正意义的现代农村

通常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三农”来说是“创造性毁灭”，然而我们却更关注于“创造性”，忽视了“毁灭”，事实中就表现为“三农”“空心化”：一是农业空心化，生产质量下降；二是农民空心化，缺少人文关怀；三是农村空心化，现代文明难以传播。由此，真正意义的现代化与“三农”渐行渐远。而要解决“三农”“空心化”，首先是物质基础保障。一是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有效合理整合土地资源；二是改善农村交通、水利、教育、卫生、科技等基础设施；三是重视农村的规划和建设，促使人口集聚；四是扩大财政和金融支持。其次是精神家园的支撑。一是完善社会管理，创造平安和谐的生活生产环境，保障留守家庭的权益和安全；二是给予留守家庭更多的关注与关爱，使其心灵有所寄托，同时积极进行心理疏导；三是增强良性的卫生意识、环保意识、健康意识、集体意识和消费意识，加快现代文明建设。

[1] Ryoshin Minami.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8，82(3).

[2] Fei and Ranis.Growth and development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M].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1999.

[3] 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经济研究，2007(7)：4-14+22.

[4] 陈建军.“无限供给”走向终结[J].IT经理世界，2004(11).

[5] 王春雷.产业低端化对“民工荒”的影响[D].湖南大学，2008：7-11.

[6] 汪进，钟笑寒.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理论辨析与国际经验[J].中国社会科学，2011(5).

[7] 王金营，顾瑶.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形势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J].人口学刊，2011(3)：3-13.

[8] 吴海民.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新检验——基于1990—2010年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考察[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2(3)：6-11.

[9] 陈佳贵，等.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3.

[10] 王东升.中国尚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J].开放导报，2012(1)：25-28.

[11] 周立.“刘易斯拐点”已现：“民工荒”与“涨薪潮”[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3)：24-30.

[12] 翟振武，杨凡.民工荒：是刘易斯拐点还是伊斯特林人口波谷[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8)：5-13.

[13] 刘应杰.“刘易斯拐点”之后的中国战略[J].人民论坛，2011(4下)：54-55.

[14] 蔡昉.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2010(1)：2-10.

[15]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部课题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判断、趋势及对策(二) [J].金融发展评论，2011(7)：53-76.

[16] 刘洪银.从“民工荒”看我国 “刘易斯转折点”与农民就业转型[J].人口与经济，2012(1)：30-35.

[17] Bai Moo Ki.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Korean economy[J]. Developing Economics，1982，20(2)：117-140.

[18] 李月.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与挑战——对台湾20世纪60—70年代经济政策的分析及借鉴[J].财经问题研究，2008(9)：30-36.

[19] 李德伟.中国将迎来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转折点”吗? [J].理论前沿，2008(12)：37-38.

[20] 王建.借助技术转换实现工业化[J].中国企业家，2005(24)：76-77.

[21] 陈佳贵，等.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3.

[22] 王元丰.中国工业化走到最后一程[N].环球时报，2012-06-19(15).

[23] 柳森.刘易斯拐点：热议下的迷惘与省思[N].解放日报，2010-09-19(05).

[24] 李怡，罗勇.韩国工业化历程及其启示[J].亚太经济，2007(1)；51-55.

[25] 方甲.产业结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749.

[责任编辑：秦卫波]

The Determination and Realization Spanning Path of Lewis Turning Zone

ZHOU Jian，SHAO Zhu-qiong

(College of Economy，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Lewis turning zone is China’s current important stage of social economy development.This article has defined first Lewis turning zone，and has carried on the determination to it，then obtains China about has entered Lewis turning zone on 2002，will enter span Lewis turning zone around 2025.During this period China is about to enter the stage that force of rural surplus labor has comprehensive accelerated released on 2009，and will enter span the first Lewis turning point around 2014.On this basis，this paper put forward realization spanning path of Lewis turning zone.

Lewis Turning Zone；Force of Rural Surplus Labor；Path

2013-10-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146)；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w2013005)。

周健(1976-)，男，辽宁黑山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邵珠琼(1989-)，女，山东青岛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F120

A

1001-6201(2014)05-01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