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羚雁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辽宁·沈阳 110000)

哲学，按照希腊文的词源解释，就是“爱智”的意思，即培养智慧、发现真理、探求价值。警务的哲学释义就是寻求能够指导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宗旨、主张或理念。本文主要以中国传统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初期(1949-1976年)、改革开放期(1978-2001年)与社会转型期(2002年至今)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为背景，依次分析了儒家的“仁”治理、“意识形态”警务、“工具理性”警务与“价值理性”警务哲学理念的发展变迁。

一、中国传统的社会控制哲学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2.”。以儒家“仁义”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观念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美国社会学家罗斯指出：“在社会事务中，首要的急需品是秩序和进步，而秩序又优先于进步”*【美】E.A.罗斯. 社会控制.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50-151.。从维护社会秩序的客观需求出发，孔子提出了一套从个体到国家的完整而系统的社会控制准则。孔子在《礼记·大学》中有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想治国安邦，使百姓安居乐业，就要治理好一个小小的诸侯国，管理好一个家庭或宗族，最根本的则是需要个体修身养性、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孔子所提倡的社会治理以个体、家庭或宗族为逻辑起点，推及社会群体和社会集团，并将伦理泛政治化，以血缘、伦理为基础推至政治活动*申海平. 浅析孔子社会控制思想.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1).。因此，中国传统的社会控制除了严厉的法治制度等正式手段，道德品行、习惯风俗等成为约束和规范社会行为的重要标准。与严苛的政府管制相比，家长或宗族首领被赋予了更多的处罚权力，对个体的道德教育成为社会控制的最佳途径。受儒家“仁”治理思想的影响，以道德、礼仪、习俗等非正式因素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控制哲学与西方社会控制哲学存在若干差异性(见表1)*Kam C. Wong. (2001), “Community policing in China: Philosophy, law and practi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Vol.29.。

表1 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社会控制哲学的比较分析

概括来讲，中国传统的社会控制可大致概括为六层次的分工体系*Kam C. Wong. (2001), “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ty policing in China”, Police Quarterly, Vol.4, No.2.：“个体-规范的自我内化；家族-通过道德教育和个体纪律塑造个体品质、促进个体社会化；邻里-对越轨行为进行监督和处罚；社区-制定道德标准、习俗规范和责任制度引导公众遵守法纪；管理制度-祛除易引发犯罪的因素；国家-明确道德价值边界，扮演终极的社会控制机构。”总之，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规制与犯罪控制从规范家庭事务开始，融合了个体、家庭、宗族、国家等多个社会控制单元。在儒家观念里，维护社会秩序最根本的是对个体的规制，即“以正义鼓舞，以管理矫正，以习俗引导，以诚信端正，以仁慈感染，以恩惠奖赏*Kam C. Wong. (2001), “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ty policing in China”, Police Quarterly, Vol.4, No.2.”，实现个体道德完善与品质的可塑性。正是所谓“仁”、“礼”等一切善的人性修养和宗族秩序关乎社会和谐与安定，成为治国安邦的基本前提。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警务哲学的发展沿革

(一)建国初期的“意识形态”警务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标志着群众路线已经具备成熟的理论形态。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金春明，许全兴等. 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中共七大上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明确载入了党的章程，同时确定群众路线为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建国伊始，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和考验，群众路线成为维护国内社会秩序的主导政治理念，并指导警务活动的开展。

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董必武曾深刻地指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群众，政府应当听从并采纳群众意见、了解群众生活、维护群众利益。除此，群众应有勇气对政府提出批评意见，监督政府工作，罢免不合格的政府工作人员。只有这样，政府才是群众自己的政府。”*Kam C. Wong. (2001), “Community policing in China: Philosophy, law and practi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Vol.29.基于上述政治理念，新中国成立初的警民关系被比作“鱼水关系”，即警务工作的开展不能脱离群众的支持，警察必须理解群众、信任群众、动员群众、依赖群众。如果警察脱离群众，就被认定犯了主观唯心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政治错误。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初期群众是参与犯罪预防与社会控制的主力，群众路线警务理念指导下的警民关系必须遵循以下原则*Kam C. Wong. (2001), “Community policing in China: Philosophy, law and practi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Vol.29.：“警察必须服务于群众的最大利益；动员群众积极参与犯罪的预防、发现与控制；引导群众了解国家的犯罪控制政策；督促群众执行国家法律和政策；鼓励群众监督警务活动。”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群众路线警务需要强调以下两点：一是“群众”的内涵界定被赋予了强烈的阶级性与革命性。毛泽东认为：“在革命时期，群众就是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千百万人群；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群众)的敌人*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 下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6.。”显然，这一时期群众的概念范畴仅涵盖了那些认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并具有纯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观念的群体。二是“群众斗争”与“群众运动”成为群众参与社会控制的典型形式。在1949-1965年代，维护无产阶级新生政权、打击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人成为警务工作的重点，群众参与社会控制的活动主要包括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针对反革命势力和政治犯实行的法庭审判、针对民众的劝说教育等。“文革”十年期间，群众自发自觉组织的阶级斗争也给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带来了深远的政治影响。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的“群众路线”语境中，群众是被看作与政治现实需要高度耦合的政治概念，群众的内涵更多是依据各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来认定的，因此它的范畴与阶级对抗的形势紧密相关，强调群众内部的敌我之分、阶级阵线之分和意识形态之分*戴立兴. 从政治发展视域看群众概念的局限. 探索，2009(2).。由此，这一时期主张群众参与社会控制的群众路线警务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色彩，可称作是“意识形态”警务。

(二)改革开放期的“工具理性”警务

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严重危及社会基本秩序和公民生活安全的犯罪形势。尤其是“文革”结束后，十年内乱期间积压的诸多社会问题不断显露出来，严重影响全国治安秩序。基于改革开放初期暴露出的各种社会治安问题，以群众为主体参与的社会控制形式逐渐由法治管理代替，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被逐渐淡化，有针对性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刑事政策，“意识形态”警务逐渐向“工具理性”警务过渡。

“工具理性”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概念，即指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工具理性强调行动的“实用性”与结果的“合目的性”，即行为选择的依据是能否有效地达成既定成就，而且把真理归结为“有用”或“行动的成功”。因此，工具理性警务最终关注的是警务科学化与规范化改革下警务效率的提升，抑或是犯罪率的大幅下降。在工具理性警务哲学视阈下，警察被赋予更广泛的政治权力和权威，并取代群众成为打击犯罪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角，担负起“打击犯罪的斗士”的重要角色。与传统社会的儒家“仁”治理、新中国成立初群众路线的意识形态主义相区别，工具理性警务不依赖于对个体的道德教化、群众为主体的社会控制参与，而是严格按照马克思·韦伯提倡的集权式官僚层级管理，遵循科学化与标准化管理法则，以效率至上为原则，重视严密的法律、制度与程序管理，强调结构化的秩序和正式的权力控制，将社会控制的重点从个体道德与群众参与转向有序的法制规范、有组织的机构变革与明确的权责划分。具体来讲，改革开放初期工具理性警务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警务法治化改革。这一时期，新一届领导集体总结了社会失控给社会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危害，重新思考和探索社会控制的有效途径，即采取法治手段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1995年新警察法颁布，涵盖了警察组织、警察职责、警察招聘、警察培训、警察权力、纪律程序、公众申诉制度等内容，以期通过法律赋予警察正式的权力权威，重塑受“文革”损害的刑事司法体制，有效解决国内日益严峻的治安混乱问题。其次，警察组织行政化改革。全国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呼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社会力量维护社会秩序。再次，警察职业化改革。基层派出所从单一的户口管理，转变成为执行警务巡逻、110应急反应的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组织。同时，私人警务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正当工具理性警务如火如荼的发展之时，新中国成立初形成的紧密的警民关系却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这一时期，随着警务科学化与标准化的不断提升，警察专业化越强，警察因更多的关注打击犯罪与降低犯罪率，而忽略了群众在犯罪控制中的参与性，与群众的关系变得日益疏远，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犯罪控制预防的成效。正是工具理性警务存在的上述局限性，才促成了“价值理性”警务的回归。

(三)社会转型加速期“价值理性”警务的回归

当改革开放行进至21世纪，改革初期经济的迅猛发展衍生出诸如社会分化、贫富差距等关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问题，并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不和谐因素。因此，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经济效率与物质水平的提升已不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政府对公众的责任与回应性、公共服务的公平与正义以及公民精神在公众参与中的重要性成为衡量社会安定的重要标准。基于社会转型加速期出现的新问题，政府开始重新思考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警务新模式，社区警务的实践探索正式开始。2002年8月，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民政部门要密切配合，根据城市社区建设的进程，统筹社区警务工作，保证与社区建设同规划、同部署、同实施，充分发挥社区警务在社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通知还提出，开展社区警务建设，是公安机关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加强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全面提高公安机关控制社会治安能力的重大战略，是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从此，“价值理性”警务成为规范社会秩序、引导社会控制的主流理念。

“价值理性”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与工具理性相对的另一概念。与工具理性关注效率、注重工具手段的可操作性与现实可行性不同，价值理性注重信仰和承诺，崇尚道德理想，强调终极的价值关怀，主张通过美的、善的手段探求真理，促进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彭国甫，张玉亮. 追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中国行政管理，2007(6).。因此，价值理性是人们对于自身实践活动价值与意义的自觉认知，包含了对一切工具理性事物的道德判断。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工具理性警务不同，社区警务的价值理性根本改变了对机械的法治、集权、程序等一系列正式化管理手段的依赖，试图通过有机的分权与合作应对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问题。工具理性警务把有效率地、经济地、协调地进行社会控制当作管理目标，社区警务则关注官僚组织的扁平化、授权于基层警察、团队合作、信息资源共享等新型组织结构与管理方式，同时增加社区关注，强调警察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总之，社区警务的价值理性就是积极回应社区公众的需求，强调警察与社区的集体行动，追求警察与社区维护公共安全的共同责任感，合力营造一种共同致力于秩序稳定与公众幸福感的社会氛围。与建国初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群众路线相比，社区警务同样赋予警察之外的社会力量一定的信任，然而两者的区别在于：新中国成立初群众路线依靠的是具有狭隘阶级性的群众力量，而社区警务依靠的则是现代文明背景下“去阶级化”的公民力量；新中国成立初的“群众路线”语境中，群众的政治参与带有革命性与阶级性，而“社区警务”语境中公民的社区参与带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性。

三、中国警务哲学未来发展的问题思考

受中国古代儒家“仁”治理思想的影响，道德自律与规范内化始终都是中国社会维护秩序安定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后，从独具中国特色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主义的群众路线，到改革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工具理性警务，再到现阶段主张警察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的价值理性警务的回归，中国警务哲学作为一种指导警务实践的宗旨、主张与理念，与时俱进，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迁。1990年，学者Skogan曾指出，“美国社会正经历诸如文化多元性、人口高流动性、个体权利超越集体利益、社会价值分歧等社会问题，这些都无一例外的影响美国社区犯罪预防与社会控制的成效。”*Skogan, W.G. (1990). Disorder and decline: Crime and the spiral of decay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年，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敏锐地指出，美国的社区生活正在逐渐衰落，那种喜好结社、喜欢过有组织的公民生活、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不见了；他们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喝咖啡聊天，一起走进俱乐部从事集体行动，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美】罗伯特·普特南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独自打保龄”形象地描述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变得越来越自我和孤僻，反映出美国公民社会参与的不断衰弱。当前，中国社会逐渐走向多元社会力量的协同治理，当中国警务哲学返璞归真，社区警务的价值理性在引导中国社会秩序逐渐走向安定与和谐之时，却也面临与美国社会同样的问题。现代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文化的多元化、人口的高流动性与异质性、社会封闭性、价值分歧等因素都与价值理性警务不断发生着冲突与碰撞。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曾指出，人类社会从“简单的村落”发展到“超载的城市”是一种“社会的病态”，*蓝志勇，李东泉. 社区发展是社会管理创新与和谐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 中国行政管理，2011(10).这是他基于现代社会和城市化背景下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度思考。在这种“病态”的社会结构中，以信任与合作为根本诉求的价值理性警务如何实现与社会现实的协调、价值理性警务哲学的未来发展等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社会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