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人性·人格:萧军《延安日记》解读
2014-07-31梁庆标
粤海风 2014年3期
关键词:人性
梁庆标
“兽性、人性、地方性、民族性、国民性……这是一个连接的东西。我应该深深地研究它们,要抓住它的最终的本质,表现它,提炼它,美化它……”[1]
(萧军,1941年11月16日)
香港地区是境外现代中国人物传记的重镇。对以真实性为生命的传记而言,香港有着相对自由、开放的政治文化空间,因此比较有利于各种声音的表达。曹聚仁20世纪50年代早就说过,他就是“为了写许多的传记,连自传在内,才到香港来的。”[2]几十年之后,北岛还针对其作品在大陆出版时的体无完肤如此慨叹:“幸好有香港,给我恢复本来面目的可能。”[3]但遗憾的是,除了寒山碧先生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2003)等少量著述外,香港传记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和研究,这恰恰是笔者近期的研究任务。萧军的《延安日记》2013年夏在香港出版,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尝试对其进行考辨与评析,阐明其传记价值。
一、日记出版之路
1942年6月4日,萧军在日记中如此写道:“我将来写一部连续性的自传体小说,什么也不管,第一要真实,中国不能写我到外国去出版,去写。就以我的日记为底本。我要向人类呈现我这人,让他们去解剖。”[4]这句话充分表达了萧军希望通过自传写作来记录真实的决心,也揭示了他通过延安两年的实际经验所获得的对中共政治统治性质的体悟和预见,因此为了保证自传的真实性,有必要到国外去写作和出版。此后,萧军多次思考这一计划,也着手准备,并拟定了书目,包括四部:“《乡村》,《都市》,《军中》,《祖国》。”[5]力图把自己所思所见完全写出来,但由于种种原因自传系列并未最终完成,仅写出了关于童年的部分生活片段,大致是从出生到10岁左右的经历,以《我的生涯》为名发表于1947年、1948年的《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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