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刺激”依然在重复过去的老路——表面上是松动货币政策，实质是放松投资，这些投资主要来自各级政府以及它们控制的国有企业

政府本应做“完全不同的事情”，那就是“减税”，大力度地减税、全面地减税，从而让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少花钱、少投资，甚至不花钱、不投资，以至于从市场中退出

最近两周，中国的经济形势确实出现了某种“起色”，尽管房地产市场令人担心，价格的下降看上去不可避免。实际上从中央政府要求央行以“定向降准”的名义实施“微刺激”后，它就已经走上了重复过去的老路。这条老路表面上是松动货币政策，实质是放松投资，这些投资主要来自各级政府以及它们控制的国有企业。

为了平息来自知识界的批评，政府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辩解，货币松动只是定向和有针对性地有利于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投资的增加也只是结构性的，而且一定倾向于“民生”。实体经济和“民生需要”让政府的这些辩解很难被质疑，新一轮的对经济的刺激即将大规模展开。

当经济无论从数据上、还是真实反映在人民的钱包上都出现了变坏的趋势时，政府做出改善的努力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值得争议的地方并不应该集中于是否应该“刺激”、“提振”甚至“救市”，而应该是究竟如何“刺激”和“提振”才是真正有效和有益的。

在我看来，由媒体透露出来的各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在中央政府督察的压力下，仍然把它们提振经济的措施集中于释放那些被冻结了一段时间的投资项目。无论是高铁、核电，还是地方棚户住房改造，抑或是水利、公路等基础设施。这些投资只要能够摆脱重复建设的帽子、能够披上普惠民生的外衣，现在就都可以在审批时畅行无阻。

中央政府在控制产能进一步扩大和对资源过度消耗的问题上确实表现得小心翼翼，但这不足以扭转政策走向，因为无论是政府扩大支出、还是伴随而来的信贷扩张，都将重复中国经济一贯的错误——需求来自于投资而不是消费。

因此，我不得不表达自己的失望并提醒我的读者，如果经济被再度刺激起来，股市也会随之上涨，这只能是一次减少前期亏损的机会，而不能对未来建立一个长期牛市的预期。

要知道，我本以为新一届政府有机会去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但现在看来情况非常不乐观。简政放权和倡导节俭只能停留在政府人员的行为层面，而未能对政府政策发挥实质影响。

什么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呢？其实并不高深，甚至可以用简单来形容，那就是“减税”，大力度地减税、全面地减税，从而让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少花钱、少投资，甚至不花钱、不投资，以至于从市场中退出。

我们从新近公布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并没有看到这些内容，相反，在这份还需要二到六年才能兑现的“改革”中，你根本找不到政府会把它占有的国民收入的份额减少到（或者控制到）多大的承诺。

中国的问题从来都是出在政府身上，这些问题与其说是能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不如说是能不能更好地不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作用越大，人民越懒惰；政府越参与经济活动，企业和资本就越到政府那里寻租；政府越花钱，民间越缺钱。只可惜，当政府总是打着关注民生、促进公平的名义行事时，民间的拥趸淹没了怀疑和担心的声音，让政治家无从寻求改进之道。

减税，在中国的善政历史上从来都占据着制高点，但却始终不能被当前的执政者所采纳，这实在悲哀。政府减税，就意味着人民少缴税、多收入，也意味着企业多获利；政府减税，它就只好少雇员、少给人民添负担；政府减税，就意味着政府没有那么多钱去形成低效的投资，就意味着在形成投资的过程中少了很多腐败。

这些道理有那么深奥吗？当然没有，但是在中国那些管理财政税收的官员口中，你从来不会看到有关这些优劣得失的讨论，当他们告诉你政府增加了税收可以用来转移支付、从而可以促进地区间和低收入阶层间的公平时，你难道不怀疑这些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吗？当然，政府官员最强调的还是这个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可以集中全社会的力量来办大事。

人们需要认识到，大事是无穷无尽的，人民不应该在这样的借口中永远地被高额地征税，人民需要取得比政府更多的收入，因为那是他们应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