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婧

一个百年的议题

在中国，“乡村建设”是一个延续百年的议题。从清朝末年起，就有知识分子开始了乡村改良的尝试。河北米氏父子在定县翟城村开展“村治”实践，他们教村民识字、尝试公民教育和地方自治。这一思想后来影响了阎锡山的乡建模式，阎式在山西建起了乡村建设的“模范村”。到20世纪三十年代，全国各地乡村建设团体超过600个，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点达1000多处，当时的刊物也大量出现关于乡村建设的报道和评论，而关于乡村建设模式上的争议也一直延续了百年。后来，费正清在编写《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时候，还专辟一节来书写民国时期这场波澜壮阔的乡村建设运动。今天看来最具影响的是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县的实验和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的实验。梁漱溟先生地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从“村治派”得到启发，在邹平县办教师讲习班、农乡学校甚至创造性地办农产品展览会，希望以现代新儒家的精神重新构建中国乡土文化和社会组织结构。晏阳初先生则信奉基督教，依靠美国的资助，在乡村建设西式学校，推广西式的卫生防疫方式，并将自己的经验和心得整理成“乡村改造十大信条”，极大地影响了后来新村建运动。到1937年，这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因日军侵华被迫中断，但事实上在此之前包括梁、晏在内的乡村运动都开始遭遇困境，如梁所言“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49年之后，晏阳初先生辗转到台湾，其一生不缀的乡村建设实践到后期也只剩下传教士般精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