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11月20日，我在北京王府井万叶音乐书店买了吉联抗先生的《〈乐记〉译注》？穴音乐出版社1958年版？雪。由于时代悬隔，第一次接触《乐记》，翻开它多有不甚了然之处，当时就希望能有一本结合夏、商、周、春秋、战国人文、哲学背景的？熏有古汉语训诂的《乐记》今译本与我相伴而读，这样就能读其书，知其人，论其世。从那以后我就时时地翻读它。

《乐记》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乐记》阐述的音乐与国家、政治、社会、自然、人际、情性、道德、伦理的论述是那样的深邃，那样的入情入理。它心游万仞，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蕴涵着现实与浪漫的翩翩思维，让人在“类比推理”中感悟它思想的真谛；它的语言是那样的流畅优美，文字的平仄、音韵、对仗带有诗歌语言的特点，一幅先秦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哲学、军事、民俗以及音乐学的图景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创立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儒家思想今天已播及世界，自2004年韩国创办世界第一所孔子学院以来，到2007年中国已在15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75所孔子学院，2010年增至500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认为：中华民族悠远、灿烂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美国多元文化的内涵，孔子完善的教学思想是世界文明的宝贵财富。议会于2005年通过决议，将孔子的生日定为“孔子日”。2006年6月6日纽约州众议会又把9月28日定为纽约州的教师日。美国众议院于2009年10月28日通过议案，纪念孔子在“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做出的无价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5年11月29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宣布从2006年开始在该组织设立“孔子教育奖”，以奖励在全民教育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有突出贡献的个人。

为什么孔子思想在21世纪显现国际化？这是因为世界各国人民对孔子思想认识的深入与加强，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世界人民接受的反映。孔子创建的儒学，他的“中庸”思想、“和”的思想，世界“和谐”的理想、个人道德的修养、教育的思想，对今天解决世界现代化狂飙进程中的诸多矛盾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世界的儒家学说》②一书，集中了18位东西方学者的论文，他们认为当今社会的松散、不和谐与两千多年前孔子时代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尽管两个时代的外在表现千差万别，但都应该提倡孔子的“礼”，提倡孔子的“爱”。孔子超越种族、民族、国家、阶级、地域、历史、意识形态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慈”爱、佛家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都是今天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所需要的博大思想。

今天研究《乐记》的意义

一、《乐记》是儒家的基本经典之一，它和《十三经》都是历代统治者制定国策的根据，仅以乐和礼序论之，遵从《乐记》宗祏就固，社稷就宁，君臣就序，朝廷就正；逆之，纪纲就废，政教就烦，阴阳就错于上，人神就怨于下，它对社稷对纪纲是何等的重要！

二、《乐记》是中国先秦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的总结，是先秦《周易》思想、孔子儒家思想、殷周以来非神的天道思想、无神论思想的集中映现，它对艺术上的许多重大问题所作的理论探索，所提出的许多前人未曾发表过的创见，仍深深地影响着我们。郭沫若说“凡谈音乐的似乎都没有人能跳出《乐记》的范围”，不了解《乐记》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音乐思想，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的。

三、研究《乐记》，推动《乐记》在汉儒文化圈的传播，推动《乐记》在世界的传播，不仅是中国音乐哲学美学思想研究的需要，是世界各国研究中华文化的需要，也是21世纪文化发展的需要；

四、《乐记》提出的“乐者敦和”、“乐和民声”、“乐和上下”、“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思想。《乐记·宾牟贾》篇描述武王的仁政、武王的弛武、武王的“五教”、武王躬身为老人割三牲、送酱、举爵献酒的尊老行动就是《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说“武（王）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乐记》在《宾牟贾》篇为人类勾画出的一幅和谐人民，和谐社会，和谐民族，和谐国家、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将给这个“失控的世界”提供极大的精神支持。

《乐记》思想的长足与不足

一、我国哲学的许多概念是多相式的，它的长处是具有灵活性、多义性、兼容性，它能启迪人们全面地思考问题，给人以博大、深邃的感觉，但它从内涵到外延所造成的多解性、游移性、伸缩性，也就成为它的不足之处。《乐记》中所论述的“乐”、“礼”、“和”等许多重要问题其含义的灵活与多解、多义与游移、兼容与伸缩都是同时存在的，灵活、多义、兼容说明它有很大的包容性，能够帮助我们客观地、全面地认识它们，把握它们的全部基本要素。但概念的多解、游移、伸缩性也就不宜于从微观上把握上述概念的具体要素，进而确认概念的界定，如在“礼乐”的相辅、相成、相映、相补、相节、相制的关系中就提出礼外乐内、礼顺乐怡、礼减乐盈、礼文乐质、礼文乐静、礼义乐仁、礼志乐和、礼异乐同、礼理乐情等等；如“和”，提出和民心、和上下、和天地、和万物、和天下，它蕴籍着“乐”的调和、协和、谐和、平和、和顺、和亲、和敬、和爱、和蔼、和畅、和乐、和睦、和悦、和易、和婉、和衷、和善等涵意，宽泛而多义。

二、推理缺乏规范和程序，只能类比，如《乐记》中所论述的问题类比的多，界定的少；直述的多，思维推理的少。因而全书逻辑的系统性和形式化不够强。当然，这与《乐记》成书后，后人的补、编、修饰，甚至篡改都不无关系。

三、顿悟多于思维的理性化，《乐记》少于概念的分析，以准确地把握音乐及其本质，全书的表达“意会”的多，这与我国儒、道诸家的历来主张不无相关。如儒家孟子主张“反身而诚”的“尽心”修养，达到“知天”、“知性”；道家老子的“道常无名”（第三十二章），庄子的“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提倡通过“心斋”、“坐忘”的修养，靠直觉来“无思无虑始知道”（《知北游》）。以上观点一方面给我国的理性思维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这是它的缺陷；但，不能不承认它能诱发我们丰富的联想，有着广阔的驰骋天地，容易从历史的角度、用辩证的方法去看待和认识它们。之所以这样，一如上述辩证逻辑要求把握全部基本要素，全面地看待问题，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而整体总是多属性的，因而中国哲学的概念和范畴也不能不是多相的，这也就必然地影响到中国的音乐思想在概念和范畴上的多相式。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辩证逻辑在概念上所产生的多相式，它的灵活性、多义性、兼容性在某种程度上要比西方的单相式概念的准确性、单义性、单功能，有着更丰富、更深邃、更博大的内涵。以最赋有《乐记》理念的古琴为例，它无柱、无键，但能通过擘、托、抹、挑、勾、剔、打、摘等指法及各种组合，展现出非常强的歌唱性和表情性；它“散、按、滑、泛”的音质蕴涵着独特的文化品位；它的散板“偷”半拍，在重拍处用虚音，在弱拍处用实音，奏来使乐曲充满跌宕、写意之趣；它的“吟”有细吟、大吟、游吟、飞吟、长吟、落指吟等细腻表情之分，其表意手法是其他乐器绝无仅有的；它的高、雅、远、深、广、微、精、细的审美情趣，让人体味到它的美学具有儒家、老庄“音乐—艺术—文化—琴道”的多层次。再以中国的竹笛为例，它无键，似乎音不容易准，但它在追求音准的前提下，还可以通过左手的“叉口”手法，即按半孔及用指法变化的方法使音升高或降低；用“控”的手法，即通过气息的控制使音量发生变化；用“气变音”，即通过气流速度及方向的变化使音升高或降低，幅度可达半音。在这一点上比用键的西方长笛的表现力，不能说不丰富、不多样。endprint

四、《乐记》产生于先秦，它的内容深深地渗透着儒家“君为臣纲”、为巩固皇权服务的思想。今天我们在弘扬《乐记》音乐思想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剔除和批判这种思想的必要性。

五、孔子儒家重视礼，他在《论语》中讲“礼”多达75次（包括“礼乐”并提在内），儒家主张礼乐相成，要让辨异贵贱等级的礼与缓和矛盾求齐求同的“乐”相和、相成。

本著的三点新意

一、本著借考古学之力，以1993年冬出土、1998年5月出版公布于世的湖北楚墓竹简为据来论证《乐记》的成书年代，引战国中期郭店楚墓《性自命出》篇43条竹简内文与《礼记·乐记》的60段内容进行比照，提出《乐记》成书于战国中期及其之前。笔者于2002年12月在韩国国乐学会（KOREAN MUSICOLOGICAL SOCIETY）主编出版的《韩国音乐研究》（STUDIES IN KOREAN MUSIC）第32辑（VOL.32）第293—301页用中文发表了拙论《郭店楚墓竹简中的音乐思想》，对成书问题作了论述，论文最后说“《性自命出》与《乐记》都是儒家著述，其音乐思想一致；《性自命出》篇为我们提供了《乐记》作于战国的有力论据”。2005年补充后在《天籁》第3期以《〈乐记〉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力证——以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为据》为题发表。这是目前所见的《乐记》研究专著中，最早的一部借《性自命出》与《乐记》作比照研究的成果。

二、从训诂学的角度诠释《乐记》，比照《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的不同处。

1.由于文字在流传的历程中其语义会有诸多的变化，今天的我们对《乐记》都有许多不甚了然之处，如《礼记·乐记·乐化》篇提“礼主其减”，《史记·乐书》把三个“减”字都作“谦”字，提“礼主其谦”。“减”字的基本义《说文·水部》说：“减，损也，从水，咸声”，礼减要求外在礼的形式要简单、简便、简洁、简略、简明、简朴、简要、简易，不可繁杂、繁琐，至为精切。《乐书》作“礼主其谦”，“谦”字的基本义《说文·言部》说：“谦，敬也。从言，兼声”。司马迁在《乐书》中说：“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他提出：“君子以谦退为礼，以减损为乐”。礼谦要求动于外，动于形的礼，要谦逊，敬也，恭也，自谦慎也，要竭情尽慎，所以司马迁把“礼主其减”改为“礼主其谦”。笔者认为《礼记·乐记》的“减”更多地从数量上、程式上要求，故主其减，也许它更符合春秋战国群雄并起、战乱频仍时期礼减的要求。《史记·乐书》的“谦”蕴涵着心灵的修养，道德的修养，哲学的修养，更全面地体现中华民族的高尚品德，也许它更符合秦汉帝国统一强大之后的盛礼需要。《乐记》与《乐书》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论说的，它们的引申义亦不尽相同。宋代陈旸在他的《乐书·乐记》的诠释中认为：“史迁谓君子以谦退为礼，而不知其文主进；以减损为乐，而不知其情主盈。未为深于礼乐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2.《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是何关系？《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乐书》取《礼乐记》”，说明《礼乐记》在先，《史记·乐书》在后。这就明确了《乐书》来自《乐记》。何谓“乐”？唐张守节《正义》下的定义是：“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岁有万物成熟，国有圣贤宫观周域官僚，人有言语衣服体貌端修，咸谓之乐。”

3.《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的不同处：（1）司马迁《乐书》开头有一段“太史公曰”的文字有763字，而《礼记·乐记》没有；（2）《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有161处文字不同。

《史记·乐书》分作四个部分，前七个自然段是司马迁的概述；8—49段是本论，与《礼记·乐记》中的文字大体相同，本论部分是全篇重点。最后一段“太史公曰”以后的文字是结尾，为司马迁的评论。有研究者认为倒数第7段“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至倒数第2段“听者或吉或凶。夫乐不可妄兴也”，是褚先生的评论误入正文者。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说，在周代昭王时礼与乐“渐坏”、“遂泯”，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暨周昭王南征之后，彝伦渐坏；彗星东出之际，宪章遂泯。夫子虽定礼正乐，秃纲暂理，然国异家殊，异端并作。”仅记。

4.陈旸的诠释中坚持《礼记·乐记》的观点，有9处批评司马迁的说法不对，笔者同意。仅举三例：

（1）《乐施》篇第23条：《礼记·乐记》用“其舞行缀”， 司马迁《史记·乐书》用“其舞行级”，陈旸批评说“司马迁以舞之行缀为行级，失之矣”，笔者认为：“行缀”是舞队行列； （2）《乐象》篇第38条《礼记·乐记》用“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车也”，司马迁《史记·乐书》把这条从《乐象》篇调到《乐施》篇，把“车”改“舆”，用“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舆也”。 笔者认为：车是古代陆地的交通工具，舆是架在车上的车箱。所以，陈旸批评说“史迁《乐书》易车为舆是不知车可以统舆，舆不可以兼车之意也”；（3）《宾牟贾》篇第52条《礼记·乐记》对黄帝、尧、舜、夏之後代都“封”于各地，对殷之後代用“投”于宋地。司马迁《史记·乐书》对黄帝、尧、舜、夏与殷之後代都用“封”，即“封殷之後于宋”。“封”《说文·土部》云：“封，爵诸侯之土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书·蔡仲之命》曰：“封，敬哉！”这是对黄帝、尧、舜、夏的尊重、敬仰，是要他们的后代臣服于周共同治理国家；“投”《说文·手部》曰：“擿（zhi）也”，有掷、扔、击、弃、置等义，对殷之后人投于宋地，是警戒殷之后人与世人。陈旸批评司马迁“言之第弗深考尔”，是考虑不深尔。太史公在“自序”中评论此事说：“武王牧野，实抚天下。”这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有史以来，凡取得国家政权的，一定要将前朝的後裔杀尽，坟墓掘毁填平，典章制度更改，文物大肆毁灭，以体现天下乃“孤”之独创，而武王实行仁政慈爱天下，敬哉黄帝尧舜夏。

三、本著以小戴圣的《礼记》为据。参阅东汉郑玄注《礼记》、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宋陈澔《礼记集说》中对《乐记》作的“注”“疏”，这四部著述篇目的编排顺序都一样。还参阅南朝宋裴駰《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对司马迁《史记·乐书》的注释。对郑玄、孔颖达、陈澔、宋裴駰、司马贞、张守节的“注”“疏”“注译”，本书都在页注中加以说明。还把宋代陈旸《乐书》中的《乐记》作为附录收入，後来又把清代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中的《礼记·乐记》、清代李光地《榕村全集》中关于《乐记》的几段论述也作附录收进拙著中来，因为陈旸、陈梦雷、李光地都是我国、更是福建历史上重要的、著名的学者，他们的著述“长啸气若兰”，对我国、对福建、对後世文化的发展“应之如景响”，不能不收，并对陈旸《乐书》作了标点、校对了引文、查考了引文出处。通过笔者对陈旸《乐书》的初略统计，陈旸294次引用33本文献，如《周礼》、《仪礼》、《礼记》、《周易》、《乐记》、《国语》、《尚书》、《毛诗序》、《诗经》、《左传》、《老子注》、《论语正义》、《孟子正义》、《庄子集解》、《荀子集解》、《列子注》、《扬子法言》、《中庸》、《孝经》、《吕氏春秋》、《史记》、《白虎通》、《文献通考》、《春秋传》、《世本》、《尔雅》、《公羊传》、《逸礼》、《后汉书》、《大戴礼》、《初学记》、《世家》、《逸诗》等等，引用最多的是《周易》、《周礼》、《诗经》、《乐记》、《尚书》、《国语》、《荀子集解》、《论语正义》，分别都引了20至40次。这就使拙著有了八闽特色，呈现出福建博大精深的儒学传统，呈现出福建学者研究《乐记》的悠远历程，同时又为读者送上平时不易找到的三部闽人研究《乐记》的著述，以便于阅读与研究。

①本文是笔者新著《〈乐记〉研究与解读》的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②《日本时报》2006年9月10日文章，《参考消息》2006年10月18日第14版。

孙星群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英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