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林

我吸烟的不良嗜好是当年作为知青在下乡的日子里养成的，屈指算来，已经四十六年了。

1966年6月初，高考迫在眉睫，突然有一天，时任郑州市教育局长的陈德昌到我们学校召开应届毕业生大会，宣布“停课闹革命”，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陈局长又来宣布说停课延长到两个星期。我们不少同学一边“闹革命”一边偷偷复习功课，盼着陈局长来校宣布复课高考。然而，陈局长再来的时候让我们大吃一惊，他已经不再是局长了，而是被革命群众押解着的批斗对象，被反拧着双手，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上书“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陈德昌”。我们预感到高考遥遥无期了，但心中仍存一线希望。直到两年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的大学梦才彻底破灭。

1968年10月，我到信阳罗山县双楼大队王湾村插队落户。同“户”的三男二女，都来自郑州一中。三个男生，张忠义、郭兆庆和我还是中学同班。

当时，大多数学生是不情愿上山下乡的，只要能留城，哪怕被分配到街道上的网套社、修车铺，也会像皇榜高中一样庆幸不已。而下乡的学生，心情就大不一样了。起初，同来的两名女生还是蛮有激情的，一副颇想在农村“大有作为”的样子。我们男生则不然，倒也不是沮丧颓废或者心灰意冷，只是感到茫然，一片茫然，不知道路在何方，前途在哪里。

就在这种环境和情绪中，我学会了抽烟。

记得当时商店常卖的品牌有3毛5一包的“大前门”，3毛2一包的“三门峡”，2毛5一包的“黄金叶”，2毛一包的“前进”，1毛7一包的“先锋”，还有8分钱一包的“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