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泉生　苏静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对统一、规范和指导刑事诉讼活动、节约诉讼成本等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各地刑事和解改革试验中，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的功能定位和职责分工，特别是对公安机关和解功能的削弱将直接降低刑事和解的成功率，从而大大削弱刑事和解的立法目的。本文将从制度选择和法益权衡的角度，细细考量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微妙变化，以期为刑事和解制度的广泛适用寻找解决办法。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各地刑事和解的司法试验

（一）中国古代、近代史上刑事和解的渊源体现

1.中国古代“刑事和解”的渊源体现。通常认为，刑事和解的理论核心是西方的恢复正义理论。该理论认为犯罪不仅违反法律，侵犯权威，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犯罪人自己的伤害，刑事司法程序应当弥补和恢复这些伤害，并着重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度。也有学者提出，刑事和解在我国历史上同样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博大精深的“和合”思想所蕴含的和谐司法理念，较恢复性司法理念，内涵更加全面。和合文化的要旨主要是强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要保持“和合”关系，追求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和睦。我国古代素有“以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古训，又常常通过民间调解和诉讼和解，将“民间细事”交由乡里或宗族调和解决，此称为“和息”、“和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