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乃强

（西北工业大学，陕西 西安 710072）

【科学管理】

西南联大管理文化对当代大学的启示

范乃强

（西北工业大学，陕西 西安 710072）

西南联大八年抗战的极端艰苦条件下，培养出一大批享誉世界的优秀人才，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坚持通识教育、学术独立的管理价值追求，坚持和谐团结、沟通合作的管理思维和开放多元、宽容忍让的管理心态，营造了科学高效的管理文化，促使西南联大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取得了基础的成就。深入研究西南联大的管理文化，从管理文化的成因、背景、影响等方面去借鉴吸取优秀经验，对当今建设高水平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学文化；西南联大；管理文化

在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过程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实现了一次次历史性的跨越，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已越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在取得杰出成就的同时，高校管理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人才培养问题、科学研究问题始终是大学管理中的重中之重，是管理文化中的核心问题，如何营造良好的管理文化，推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向前发展，是高校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当问题出现之时，很多学者都把目光投向了国外，习惯采用他山之石。不容否认，借鉴国外师资管理好的制度和措施是有必要的，但是，国外一些好的制度并不一定就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应该先立足本土，汲取优秀经验。西南联大在战时状态下创造了杰出的文化教育成就，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同时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文学者，她在过去的历史阶段所达到的高度和取得的成就，都将是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梯。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从1938年至1946年，西南联大办学历史前后共计8年时间。西南联大在战时状态下在文化教育封面创造了杰出的成就，根据有关统计，从1938年至1946年，先后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约3000人。其中，有1000多人先后成为国内外诸多领域知名度颇高的研究人员、人文工作者、政府高级官员等。截止到1996年，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中，前后有80人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有6人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另外，还有5名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后来成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师学院院士[1]。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栖身茅屋，食不果腹，甚至有时还要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在如此恶略的战争环境下，西南联大仍然能培养出众多杰出的人才，这引起了人们的思索。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依色雷尔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

一、通识教育与学术独立的管理价值追求

通识教育是西南联大管理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通识教育的思想，源远流长。《易经》中主张“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中庸》中主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古人一贯认为博学多识可达到出神入化，融会贯通的地步。通识教育可以培养通才，即博览群书，知自然人文，知古今之事，博学多识，通权达变，通情达理，兼备多种才能的人。通识教育重在“育”而非“教”，因为通识教育没有专业的硬性划分，是一种人文教育，它超越了功利性与实用性，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学生通过多样化的选择，得到了自由的、顺其自然的成长。西南联大之所以人才辈出，与其推行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有极大的关系。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明确提出“通才教育”的思想，这一思想是以孔子教学思想为基础，融合中外教学理念而成。他认为，大学教育与儒家《大学》中提出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殊途同归，“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这种博学多能的学生在战时是很需要的，能很方便的找到出路。也就是说实行通才教育可以达到社会和学生的双赢。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战建国纲领》中主张“抗战”与“建国”并举，实行专才教育，重理轻文，抑制文法。1938年高校招生，理工科2943人，而文法科只1427人。联大的师生坚决反对教育部急功近利的做法。梅贻琦先生指出：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他认为教育部的这种短见行为对人才培养毫无益处，并给予批驳。梅贻琦主张通专并重，但核心是强调大学教育应以通识教育为主。大学教育固然重要，但并非一个人所受教育的全部，来自个人、家庭乃至社会的教育都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大学教育要成为这诸多教育的粘合剂，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大学教育的作用。我国自1952年实行院系调整以来，学习前苏联办学经验，适应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以专才教育代替通才教育，发展到现在，连中学里也是文理分科。或许说，专才教育对于当时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是有益的，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是适合的。但是，从我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来看，不利于培养高素质的杰出人才，无法培养出闻名世界的大师级人才。

学术独立自由是西南联大管理文化的精髓所在。能否保持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办学思想不受过多的行政干涉，是高水平大学的重要特征之一。1939年3月，陈立夫就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后，采取集中考试、统一教材的方式，对大学事务横加干涉，企图加强对大学的控制。这种做法遭到西南联大全体在校师生的反对和抵制，联大还为此专门召开教务会议，讨论并反对教育部的这一做法，并致函教育部转述教授们的意见。文中说：“拂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教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有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2]

这份著名的《教务会议呈常委会函》，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它以文字的形式表明了西南联大的办学意向，即在国家框架下的独立自主，强调了学术独立与自由。处在抗战的特定时期，西南联大在继承和发扬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五四”、“一二·九”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崇尚民主之风，追求学术独立和自由。易社强认为，西南联大是一种象征，代表近代中国自由与学术独立的顶峰；同时，这座高等学府的“民主堡垒”，为抵挡国民党想在大学插足的百般攻势，保持相对独立的教学环境，做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突出成绩。北师大郑敏先生回忆说：“那时，教务处对老师也放手，不要求他教这个教那个。师生间都是探讨的，教师和学生都享有极大的自由，没有人来检查这个那个的。”武汉大学的刘绪贻先生回忆说：“西南联大教师上课，一般不用统一教材，而是阐发各自学术见解。任何见解，不论古今中外，不论左中右，都可以在课堂讲授，也可以在课外做讲演。 ”

通过西南联大的管理文化可以看出，通识教育和学术独立是最重要的管理价值追求。通识教育使得西南联大在最为艰难的时期仍然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学术独立为不同思潮提供了可以展示的舞台，为学术交流提供便捷，并有力促进了大学教育向纵深发展。正是因为能够保持学术独立，才使西南联大能够出色的完成历史使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和谐团结与沟通合作的管理思维

西南联大管理文化中的和谐团结思维和沟通合作思维是办学成功的源泉之一。正是基于管理者之间的和谐团结，管理者与教授之间沟通合作，在大学内部营造了良好的和谐团结、沟通合作的管理文化，这种文化影响了每一个西南联大人，从而使得西南联大才能自始至终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营造和谐团结的文化氛围。西南联大很好地继承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的办学理念和治校精神。联大汇集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众多的教授代表着不同流派，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和观点，经常为一个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在学校和谐思维的影响下，教授们都能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在管理文化中，西南联大坚决反对官本位，始终发扬民主，实行校院系三级组织结构，并设置各种委员会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实行民主化的多级管理制度。联大认为，学校不是官场，只有在自由、和谐的氛围中才能教书育人，坚决反对当时国民党教育部把学校当做下属，把教授当做科员的做法，以此抵制官场腐糜之风对大学的侵扰。

打造沟通合作的人际关系。西南联合大学是三校联合的组织模式，不设校长，只设三个常务委员，即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整个抗战期间，西南联大能够不间断的向前发展，得益于三位校长的真诚合作。由于蒋梦麟和张伯苓在政府都担任职务，因此他们共同推举年富力强的梅贻琦主持联大日常事务，这种信任正是基于他们识大体、顾大局，相互间的沟通和亲密合作。而身为西南联大校务主持人的梅贻琦能够深入三校教授学生之中，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在办学中实际融合运用，正是这种沟通合作思维让西南联大成为联合办学的典范[3]。现代的大学管理者应该更加具备和教师的合作之心，大学管理者只有和教师站在平等的地位，认清大学的教学教研的真正执行者、落实者是教师，辩证地理解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把教师当成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注意培养教师的主动性和自我管理能力，真正把教师培养成工作的盟友，才能有助于绩效水平的提高，才能赢得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工作氛围，创造一个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团队，顺利并出色地完成各项教学和科研任务。

西南联大能够自始至终的遵循大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学术独立和自由，以和谐的管理文化给各学术流派提供生存空间和发展土壤，以民主的原则，实行教授对学校的自主管理，从而能够吸引多方面优秀人才的长期驻留，在营造人事和谐、师生团结的大学氛围中，保证了教学质量，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突出体现西南联大的和谐团结与沟通合作的管理思维。

三、开放多元与宽容忍让的管理心态

开放多元的心态。大学是教书育人、科学研究、传承文化的神圣殿堂，她所担当的社会责任需要管理者具备开放的心态和宽广的胸襟，能够包容多元文化、多种思维和多种观点；高等教育的管理者，一定要始终以“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为指导，在本土化、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加快实现国际化，汲取全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多元文化，提高大学的全球意识和国际竞争力，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建设步伐。

宽容忍让的心态。高校的管理者面对的是各种性格的教授，多种学科、多种文化的代表，因此需要以宽阔的胸襟和宽容忍让的心态去处理事务。管理者应能够对人宽容，甘于忍让，善于考虑教师的难处和利益，善于承上启下，协调各种资源。任何小肚鸡肠、心胸狭隘的人很难在高校中做好管理工作。只有宽容忍让，懂得尊重，才能激发教师教学、科研的积极性和主动，才能让一些才华横溢、能力非凡但言行偏激、不拘小节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通过宽容忍让，让管理者增强人格魅力和影响力，使自己的理念能够传达并影响每一个人，从而以影响力和威信开展工作，以更加科学化、人性化的管理使得高校各项工作不断向前推进。

在战火硝烟中，西南联大应运而生。作为一个文化与教育实体，它的丰富蕴藉，不止在于它拥有一大批文化名人，更在于她浓缩了中国文化史、民族史及教育史，作为特殊时期的产物，西南联大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在今天看来，西南联大在管理文化的价值追求上，强调通识教育和学术独立，秉持和谐团结、沟通合作的管理思维，坚持开放多元、宽容忍让的心态，使得联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在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过程中，在处理大学内部各种矛盾的时候，需要深刻领会西南联大管理文化的背景、结构、成因和影响，并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赋予高等教育的新使命，以科学化、人性化的管理，在高校内部创造良好的管理文化，不断提升高校管理水平，构建中国大学的大学文化，建设高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从而实现教育强国梦。

[1]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M].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吴树青.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文科大师[J].中国大学教学，1997，（1）.

[3]罗能勤，朱继洲.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对创建高水平大学的借鉴意义[J].江苏高教，2002，（5）.

G647

A

1674-9324（2014）28-0006-03

本研究课题受西北工业大学政策研究基金支助，基金号ZYY201212。

范乃强（1978-），男，陕西西安人，西北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发展、大学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