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澜涛

内容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中文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其授课学习过程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注重以研究为导向，倡导研究型学习；第二、以作品分析为根本，强调实证主义研究；第三、做到点线结合，让学生宏观性把握和拥有整体印象。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文专业 教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文专业、新闻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也是大学中文教育的公选课程。因此，该课程如何讲授、如何分析成为学生全面了解该学科的重要渠道和桥梁。中文专业与非中文专业学生在授课内容、授课时长以及内容的深度上都有所区别，不可一概而论。本文这里只以中文专业的授课为例，介绍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时需要注意的几点问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涉及到的作品和问题很多，有文学史研究、文学思潮研究、作家作品研究等。不同教师在处理同一教学主体时会有所有差异，而且不同的阶段在讲授这一课程时侧重点也有所区别。本科阶段的授课主要以作家作品分析为主，旁涉文学思潮和文艺争鸣的介绍，主要以注重基本内容的介绍和强调文本感受为主。而硕士阶段则主要从文学社团或文学思潮入手，分析某一时期文学社团或文学思潮的特点，带有明显的专题性和一定的深度。而到了博士阶段则主要分析学科史的特点、学科史形成的原因及性质等。

由于近些年来学科改制和课程调整，本科阶段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出现了研究对象的时间不断延展，研究对象不断增多，而教学时间却不断压缩的情形。而且，由于教学对象代际问题的客观存在，现在大部分的本科生对离他们较近的九十年代后的文学现象感兴趣，稍远一点的新时期文学、“十七年”文学都表现出明显的隔膜和疏离，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出现学习积极性不高，无法有效理解相关内容，在课堂互动环节学习反馈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如何有效解决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出现一系列新问题，是摆在现当代文学教学者和研究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本科阶段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授课除了应该在教学过程强调基础知识的介绍，采用多媒体等多种教学形式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应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研究为导向，倡导研究型学习。研究型学习目前是中文教学的主流趋势，不仅在高等学校的课堂教学中成为教学导向，而且在中小学中文教学中也出现了“研究型”学习的氛围。这里倡导的“研究型”教学有两层含义：一层指的是教师要将自身的研究心得带入到课堂教学中。虽然，授课教师某一段时间与其他教师共同使用同一套教材，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多高校中文系现代部分使用钱理群、温儒敏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代部分使用的是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而现在则普遍使用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1917-2000）》，但是这并不妨碍授课教师在处理教材时有所侧重，将自己感兴趣、研究专长带入到课堂授课过程中。这样学生在了解学科基础知识的同时，又对某一问题有了较深刻的认知。教师可以通过布置作业、安排课堂讨论等方式让学生参与到教学环节中，这样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学生对“十七年文学”兴趣不足的问题，针对这一现象，笔者在开始讲授“十七年文学”概况时即留下问题：“你认为十七年文学在新中国的文化建构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一问题并不急于要求学生回答，但在讲授这一时期文学的过程中，介绍每一部代表作品时都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时时回到这一问题，让这一问题不断得到强化。在讲述完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时，再来反观这一问题，回顾所学过的内容，看看他们能否整合出一个结构出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分析文学作品在新中国建立时期的叙事方式和文学诉求特点，让学生明白，无论是《创业史》、《红岩》，还是《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它们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过程中都是不可缺少的，而这是新生国家在文化建设上的重要特征。这一研究型的问题处理方式，摆脱了单一作品分析带来的零散感，真正从历史的角度来认知文学问题。然而，这样处理这一问题，对教师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授课教师需要自身对这一问题有全方位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不仅从文学本身的问题出来解读文学，还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同一问题，这样才能在授课过程及讨论环节把握方向，避免零散的介绍和无序的争论。

再例如有关新世纪以来文学的讲授。通常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有关新世纪文学的内容因为间隔时间短，文学研究的历史距离没有拉开，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很难形成学术共识和学界定论。因此，有一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回避新世纪文学的介绍。这样的处理方式看似稳妥，但带来的问题是学生失去了解学科发展的前瞻性和趋势性，对于学生进一步的学习或深造也是不利的。不妨以评论或讨论的方式将新世纪有代表性的文学现象或作品挑选出一两个例子出来，作重点分析。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不仅教师进退自如，而且能有效激励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这也是属于研究型教学的实践。当然，这种研究型教学对于教师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例如授课教师要通过大量阅读，时时关注学科的前沿话题和学科动态，这一点对于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的教师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上述介绍的研究型教学，一个是注重整体性，一个是注重前沿性，这两点都可以归纳为研究型教学。目前，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学生获取资料的方式越来越快捷，“慕课”（MOOC）等新的授课方式正悄悄改变着大学教学和职业教育的前景。教师不应该在资料的数量上与学生竞争，而是应该在分析方式和思考模式上给予学生启发，这是研究型教学的魅力，也是研究型教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二、以作品分析为根本。文学研究有许多种方式，二十世纪西方层出不穷的文学理论方法讨论的即是文学研究的可能性问题。然而，概括而言，不外乎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种。内外研究孰轻孰重，各个研究者观点各不相同，例如韦勒克就认为文学研究应以内部研究为主。“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1]145而伊格尔顿则认为应该重视外部研究。“所谓的‘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却不得不被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构造物，。文学作品或传统的价值并不在其本身，它不可能无视任何人已曾或将要对它说过的一切”[2]15本科阶段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以学科基础教育为主，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问题意识，开始具有一定的史学意识。因此，是否广泛地阅读文本，并进行初步的类型概括和比较就显得尤为重要。法国著名文论家朗松以严谨求实的精神被人们誉为实证主义批评的代表。他曾经在《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指出：“不计私利的好奇心，严格的诚实、孜孜不倦的勤奋，对事实的遵从，不轻信（既不轻信他人也不轻信自己），不断进行批判、检查与验证——我们应该把这些带到我们的工作中去。”[3]16实证从何而来？实证是从一个个单独的文本阅读和分析开始的。endprint

文本阅读和分析其实是一个相对机械枯燥的过程。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除了情节的熟悉外，还要对人物、表现手法、写作时代等都做一个通盘的考量。因此，只阅读一遍通常是不够的，往往是这一遍注意情节，另一遍注意人物，再读一遍注意表现手法。几轮阅读下来，对于作品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当然，这一阅读方法耗时长，工作量大，通常只适用于文学大家或文学经典的阅读，例如鲁迅或《白鹿原》等。这样训练几次下来，学生再来阅读其他文学作品时，会自觉地同时兼顾以上几个方面，有意识地将现有的文本和以前的文本做比较。这时，我们就可以说开始了专业型阅读，学生也开始从由兴趣性读者转向为专业型读者。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不胜枚举，例如鲁迅笔下的阿Q在不同时代就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很难说，哪一种方式更具有合理性，因为每一种解读的方式均带有其时代性，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兴起了一股“重读文学史”的文学评论思潮，有不少学者都用新的理论武器和视角来解读“十七年”文学经典。例如金宏宇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中就从版本学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倪焕之》、《家》、《子夜》、《骆驼祥子》等现代文学经典，分析各版本在改写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操作过程，与其类似。孟悦曾在《〈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一文也对传说、歌剧、舞剧、电影等不同版本的《白毛女》做过类似的分析，他们针对的是已经是一个个“逝去”的文本，但时间的消逝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消逝。这两个例子即是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将文学经典充分地历史化，彰显在文本自身变迁的过程中权利话语的运作过程。这一解读方式何以成为可能？这与解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文本细读是分不开的。“重解读”的对象还可以是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等现当代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作品，例如许子东就出版过《重读文革》，程光炜在新世纪主编了一套“重返八十年代”丛书也是如此。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仔细阅读文本，回到文本本身，用文本本身来说明问题，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态度。研究文学并非简单地读读小说、看看诗歌这么简单，它应该是艰难的资料搜集和文本分析过程的展开，而这一切是要从文本阅读开始的。

第三、点线结合的理解方式。学生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从一部部的作品开始的，然而并不能仅仅局限于“点”的理解，需要开始具有“线”的认识和整体的把控。

在教材章节安排上，不同的教材均将文艺思潮与文艺争论置于首要介绍的部分，然后开始作家作品分析。这一处理和安排，有利于学生理解这一段时期的文艺思潮发展的方向，但实际情况是学生对文学思潮与文学作品的关系理解不深，而教师由于教学进度要求和客观的学习难度的限制，也无法全面清晰地帮助学生了解“点线”结合的重要性。

形成宏观的“线索”意识，优势在于把握每一部作品在整个文学发展中的位置。一个时期文学发展的趋势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不同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晚清，何来五四？”[4]1“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5]1这些命题都试图证明文学发展中的线索和因果关系的重要性。

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启蒙性，第二个十年的自由主义特征，第三个十年的左倾倾向，当代文学中“十七年”的“一体化”特征，文革文学的反智化倾向，“新时期文学”的“新启蒙主义”传统，可以说都是某一阶段文学的主线和基调。在解读某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时需要与线索、基调联系起来，才能有利于作品解读。另外，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同时期除了有其主调之外，还有一条内在的主线贯穿着不同时期文学的主题，即“文学的现代性”。用现代性理论来理解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是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学研究界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思路。这一思路的产生是由于在世纪之交，回首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时，人们发现“中国文学进入这种现代阶段，其特点在于它的那种感时忧国精神。那种中华民族被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够发愤图强，也不能够改变它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不人道的社会现实。”[6] 533-536运用现代性理论来解读近百年的文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学在追求现代性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尝试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虽然，动机和效果并不一定都是积极正面的。

而后新时期开始延续到新世纪以来，后现代话语的流行也可以看做是现代性的表现之一。后现代作为一股蔓延到各个文化领域的文学思潮，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扩大和深化，已经深刻影响了现当代文学的文学版图和文学面貌。后现代文化与网络文学的盛行、青春写作的高市场份额以及新世纪的反智主义倾向密切相关。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深刻指出后现代主义也是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之一。“文学现代主义就既是现代的又是反现代的：在它的实验主义中，它是现代的；在它对传统之权威的拒斥中，在它的实验主义中，它是现代的；在它对进步教条的摒弃中，在它对理性的批判中，在它的现代文明导致珍贵之物丧失、导致一个宏大的综合范式坍塌消融、导致一度强有力的整体分崩离析的感觉中，它是反现代的。”[7]284把握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在解读文学和文化现象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实证的方式来证明后新时期文学的后现代转向，可以帮助学生把握新世纪文学发展的脉络和方向。

用现代性的理论解释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程，这是一条纵的主线。横的主线则是一条以文体为纬的研究思路，从现代文体的产生到各种文体的演变史，期间还不断穿插着文体互渗等现象，小说的强势性本身即是具有现代性的，而诗歌由抒情传统向叙事传统的不断变化也是其自身不断适应文体发展和读者阅读体验的过程。散文在演变过程中，抒情散文在“十七年”期间的兴盛与民族叙事的抒情需要相一致，而休闲类散文在八十年代的重新追捧也是与新时期休闲文化的盛行密切相关的。各种文体的兴衰变化除了自身的演变轨迹外，时代主潮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纵线的现代性理论，横线的文体变化。这一纵一横两条主线将现当代文学中各个时期、各种文体有效地组织起来。教师在讲解时可以做到结构清晰，学生理解起来也会轻松高效。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授课和学习与历史学相联系，但又有艺术的审美性。因而，一方面强调史料的全面与细致的分析，另一方面又强调学习者的悟性和感受。这对于刚入门的学生和教授时间不长的年轻教师而言都会是一个挑战。希望通过上述的讨论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共同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1984.

[2][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3][美]昂利·拜尔.方法、批评及文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晴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李杨.重返八十年代[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7][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主义、后现代主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

本文系广东海洋大学校级课题《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XJG201358）结项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