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青

内容摘要：新世纪以来，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在题材上可划分为本土记忆、异族体验与跨国婚恋三大类型，这些小说已摆脱了早期北美新移民小说的简单与浮躁，体现出严歌苓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认同的复杂面相。

关键词：本土记忆 异族体验 跨国婚恋

从1981年发表第一部作品开始算起，严歌苓的创作至今已逾30年，她也早已由当初的一名部队文工团演员成为了当今北美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毫无疑问，这是她在文学创作上不断砥砺奋进的结果。作为一名女性新移民作家，严歌苓多以女性的视角去描摹大千世界中的芸芸众生，书写出一个又一个或忧伤、或欣喜、或充满悲悯情怀的人间故事。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陆续推出了多部长篇小说与小说集，这些小说涉及的题材非常广泛，归纳起来可划分为三大类型，即本土记忆、异族体验与跨国婚恋，本文拟从这三大类型出发对严歌苓此一时间段的创作做简单论述。

一.本土记忆

严歌苓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89年赴美留学、定居。她的成长经历和众多的新移民作家相似，基本上是在国内接受、完成高等教育以后再走出国门。对于这些移民作家而言，本土记忆是无法忘却的，严歌苓自然也不例外。具体来说，新世纪以来严歌苓更加青睐于“文革”记忆的书写。小说集《穗子物语》是作家对文革记忆的集中展示，基本上每篇都以一个小女孩“穗子”的视角将段段文革往事铺陈开来。

《老人鱼》展现了文革对美好人伦的扭曲与温馨亲情的伤害。穗子的外公，一个行为怪异却又显得十分可爱的老头，穗子和他虽没有血缘关系，但外公对她的关爱却胜过亲外公。他天天准时去幼儿园接穗子，把那个物质匮乏年代里不容易买到的好吃的都留给穗子。这样一个关系融洽的祖孙关系因为造反派头头的诬告而中止，原本身上挂满军功章的外公，一夜之间竟被说成是“一个手上沾满红军鲜血的白匪”，不但被停发了“残废津贴”，连亲人们都急于与他“划清界限”，甚至穗子在填入团等一类的表格时都不将外公的姓名填进去，而外公却在表格的亲属栏里只填写穗子一个人的名字。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揭示出外公的淳朴与真挚，也揭示出母亲与穗子被文革所造成的性格扭曲。

除了自己与亲人，严歌苓还借用穗子的眼睛讲述了穗子身边的那些普通百姓在文革中的命运无常。小说《梨花疫》的主人公“于司令”，曾经是抗日游击战的英雄而今只是一个看大门的老头，在“穗子”眼中，他外貌极度丑陋。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老头，喜欢上了流落到此的女叫化子萍子，萍子对于老头给予她的照顾也投桃报李，于是两人之间生发出了惺惺相惜的“爱情”。本来这样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是让人颇感温馨与喜悦的，但故事的结局却以萍子被别人告密当作麻风病人被抓结束。《角儿朱依锦》写美的被毁灭与国人自身的劣根性。一代名角朱依锦是多么的美丽，连走路都像是在舞着水袖一般，但在文革那样的荒诞年代里，朱依锦不能在舞台上展示她的美，却只能在舞台上被“男小将”们戴高帽批斗，最后竟惨死在医院里。

实际上，严歌苓的此类小说都是有幼时的真实记忆作为底本的。她常常将中国本土的历史记忆与自己的个体成长经历相结合，以表现她的对本土记忆的再度反思的精英立场与启蒙姿态，这与五四时期鲁迅等作家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严歌苓本土记忆书写中批判锋芒，是对五四文学的一次隔代回应，其内在精神本质是相同的。

二.异族体验

异族体验是新移民作家特有的一种生活体验，移民的性质决定了作家在进入他国之后必然要产生异族体验，这实际上就是由一个民族转入到其他民族后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的认同问题。新世纪以来，随着新移民作家对西方文化的逐渐适应，他们在题材上也不再单一局限于本土记忆的回顾与反思，而是开始尝试更深入地去表现异族体验。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就是作家异族体验的一次华丽发挥，因为这不是简单的表现中国人到外国的异族体验，情形恰恰相反，这是写一个日本女子在中国的异族体验。

《小姨多鹤》自问世以来就广受读者欢迎，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热播，但也有论者指出这是一篇纯虚构的严重失实的作品。小说写了一个十六岁的日本少女多鹤从抗战结束到文革时期在中国所经历的悲惨遭遇。已经结婚的张俭因为妻子小环不能生育，于是买回多鹤传宗接代。多鹤是一位典型的日本少女，会非常礼貌地鞠躬，会为家人脱鞋、换鞋，做每一件事都是那么井井有条、尽善尽美。即使是在文革动乱的年代里被惩罚清扫楼梯、厕所，她也干得认认真真，把厕所冲得跟自己家里的一样干净。在爱情、亲情上，她也是非常坚定与执着，虽然他与张俭的爱不是自发的，但是她一旦付出自己的感情就不会更改。当她得知张俭被判死刑时，她唯一想到就是陪着张俭一起去死。作为妹妹，她将小环当作自己的亲姐姐一样去对待，默默地忍受着自己的亲生骨肉称自己为“小姨”的尴尬境地，绝不与小环去争抢做母亲的所应享有是幸福感受。在回到日本以后，她还把病入膏肓的张俭接去日本治疗，对他进行悉心地照顾。

所有这些，让我们不禁想到了严歌苓曾经塑造的另一个美好形象女性少女小渔。小渔的美好秉性也是那么的多，总是希望事物在经过自己的手之后能变得更加美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鹤就是小渔的另一个化身，他们身上都有人性的闪光，严歌苓也通过这种方式努力尝试着在国别与种族之上建立起一座人性共通的桥梁。《小姨多鹤》是严歌苓对华人在国外的异族体验投射到一个日本女子身上的缩影，这种想象力是移民作家所独有而其他作家所不具备的。

三.跨国婚恋

爱情与婚姻归属问题是新移民必须直面的难题，特别是那些跨国婚恋，新移民往往表现出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对于这一点，严歌苓有非常深的体认，因为她本人也是跨国婚恋的亲历者与实践者。严歌苓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的《少女小渔》演绎的就是一场跨国婚恋故事，进入新世纪后的长篇《花儿与少年》同样也讲了一个跨国婚恋故事。

《花儿与少年》中对徐晚江与洪敏这对像“花儿与少年”般的年轻夫妇，因为丈夫洪敏得罪了领导，结婚多年却在歌舞团里一直分不到新单元房，生活境遇非常窘迫。一次偶然的机缘使得美国律师瀚夫瑞看上了徐晚江，如果徐晚江和瀚夫瑞结婚再移民美国，徐晚江似乎可以过上洪敏无力带给她的幸福生活。在现实的重压之下，晚江与年长她30岁的瀚夫瑞结婚到了美国。但晚江与洪敏之间的爱情不会因为彼此分开而消逝，晚江与洪敏用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作为筹码来交换举家移民美国的梦想，对于他们那个破碎的家庭来说是相当悲惨的，毕竟十年的时间已经不短，晚江与洪敏都已不再是那曾经的“花儿与少年”。小说中尽管没有为我们写下晚江与洪敏最后的结局，但还是看出他们走进梦魇之后难以抽身离开的困苦、以及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悲哀。

可以看出，严歌苓的跨国婚恋小说中帮助、担保女性出国的人是年纪已经不轻的成功型单身外国男子，出国的条件就是与这个外国男子结婚。而往往女性新移民在出国前已经结过婚，于是离婚就成为为出国所必须迈出的第一步。但离婚后再与外国老男人结婚，她与前夫之间并不能彻底的决断，与外国丈夫之间也未见得有想像中的美好爱情。所以，女性新移民在面对着新欢旧爱时，心里常常是一种左右摇摆的姿态，这是跨国婚恋题材小说所避免不了的主题。

综上所述，进入新世纪以来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已摆脱了早期北美新移民小说的简单与浮躁，这些小说也体现出了严歌苓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认同的复杂面相。作为一位新移民作家，严歌苓更倾向于在全球一体化大背景下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深入思考。实际上，文化差异的存在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并置对一个作家而言不是一件坏事，反倒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也正是新移民文学的意义与价值的体现。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30年北美新移民文学发展与流变研究” （2013SJD750030）阶段性成果；连云港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12LKT40）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