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宇

内容摘要：《女巫》作为一部童话作品，作者披着儿童视角的外衣站在男权中心主义的立场，刻画了两类女性：一类是以漫画手法刻画的女巫形象，作者对于这类独立女性的代表极尽丑化和恶化之能事。另一类是以姥姥和詹金斯太太为代表的传统女性的典型，顺从和牺牲是她们的特质，而作者对其赞美有加。根据这两类不同女性的塑造，凸显了作者的女性观。作者这种“文学厌女症”的形成，并毫不避讳的在童话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出于对童话的特殊职能的男权渗透的因素。总之，这部童话到处充斥着男权思想，在女性主义方面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童话 漫画式妖妇 两类女性形象 男权视角 原因

虽然童话的主要功能是充当娱乐和教育儿童，但作为一种“大人写给儿童”的特殊文体，“它的创作者、购买者乃至讲解者多是成年人”[1]罗尔德·达尔作为一名20世纪英国的男性童话作家，他不自觉的在他的童话作品中用男性权威的眼光来审视和观察女性。其中《女巫》就是一部典型的男性注视下的女性童话形象妖妇化的童话作品，这部童话作品中的男权意识因素，在女性他者形象的妖妇化塑造，儿童视角背后的男权注视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体现。

一.女性他者形象的塑造

《女巫》中的女性童话形象很少，除了姥姥和只出场过几次的詹金斯太太，这部童话中所有的女性都是以面目可憎、心肠狠毒的女巫的形象出现的。这两类女性形象作为作者主观加工的产物，不可避免地折射出了罗尔德·达尔的女性观念。波伏娃说过“女人是逐渐形成的。从生理、心理或是经济因素，没有任何的既定的命运可以决定人类中的女性在社会中所表现的形象。决定这种处于男人和阉人中间的、有着所谓女性气质的人种的是整个文明体系。只是另一个蓄意所为，一个人才会被确定为他者。”[2]为了改变这种命运，20世纪女权运动风起云涌，这不单是一场政治和生活中的革命，也是一场文学上的革命。无数女性作家涌现出来，她们以文学为武器给自己正名，为女性谋平等。因此，创作于1983年的《女巫》在这样的文学大潮下，依旧站在男性批判的立场塑造女性形象。使得这部童话在如何将女性童话形象他者化、妖妇化的无疑具有了极大的女性批判主义的研究价值。

1.漫画式“妖妇”形象塑造

《女巫》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数是以女巫的形象出现的，她们都脱离了家庭，有着自己独立的职业，衣着光鲜地出现在公共的社交场合中。作者站在男权制的立场上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对女巫的刻画就表现出了他文学的厌女症特征。康正果在其《女权主义与文学》陈述过“以妖精的形象出现的各种女性无疑成了文学的厌女症的传统。……它指文学中歪曲、贬低妇女的形象， 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女人头上的情绪或主题。”[3]罗尔德在作品中所描述的：“女巫就是这样。她们看上去全是很好的女人。……或者她就是今天早晨在公共汽车上坐在你对面的那个眼睛闪亮的女人。……她甚至可能正是——你听了真会猛跳起来——这会儿在读这些话给你听的老师。”[4]可见，他抨击的不是个别的女性，他对于所有身着“奇装异服”思想谈吐先进的女性毫无好感。首当其冲受到抨击的就是女性的外表，作者对他笔下的女巫进行了漫画式的构造。她们她们个个是秃子，手形如爪而且没有脚趾，因此她们不得不常年带着假发和手套。他的笔下最典型的就是对女巫大王的肖像描写“她的真面目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可怕最吓人的东西。……它是那样扭曲、枯萎，又皱缩又干瘪，看去像是在醋里腌过。……这张脸正在发臭、化脓、腐烂。它的边缘可以说全部烂掉了，在脸的中部，环绕着嘴和脸颊，我可以看出皮肤都溃烂和蛀蚀了，好像长了蛆。”[5]传统男权审美中，女性作为被观赏的客体和物，她需要打扮的赏心悦目符合大众的审美，这样才能减少她的孤寂感，增加成就感。《女巫》中极尽丑化那些表面打扮如名媛的女巫的真实面容，正是暴露了作者的极端男权中心的思想，认为抨击了独立女性的外貌是对她们最有力的打击。

“女性原罪论”在西方文学中并不是个鲜少的主题。《女巫》中同样的妖魔化了女性的形象，她们不但外表丑陋，内心更是坏的“流油”。她们憎恶孩子，认为孩子是世界上最可恶最臭气熏天难以忍受的生物。她们的目的就是消灭全英国的所有的孩子。为此，她们制订了一个周密的制造有毒糖果把孩子变成老鼠的计划。她们边憧憬全英国的孩子都被老鼠夹夹死的情景，边兴奋地高唱“打倒孩子！骗他们上钩！油炸他们的皮，煮他们的骨头！摇撼他们，压扁他们，砸烂他们，捣烂他们！揍死他们，打死他们，砍死他们，粉碎他们！送给他们有毒的巧克力！对他们大声叫：‘吃下去！”[6]女巫作为一个被幻想出来的超人体童话形象体现了作者的厌女意识，他有意识地将其妖妇化。使得她们丧心病狂、毫无人性、对毫无反抗能力的孩子毫无怜悯之心。他有意识地抹杀了所有的女性的母性天性和感性的特质，将女巫为代表的独立女性刻画为了冷冰冰的毫无感情的杀人机器作者将独立女性化身的女巫极度扭曲，将他们妖魔化，成为丧心病狂的杀童者。这正是作者对独立女性心理的扭曲化阐释的突出体现。

2.传统男权审美下的女性形象

在抨击丑陋女性形象的同时，就一定要塑造一批符合男性审美标准的女性形象。这是所有男权文学作品的特点。即使是传统童话也不例外，“法国的夏尔·贝洛，然后是德国的格林兄弟，丹麦的安徒生，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等等。这些20世纪前的童话大师们，虽然所处的时代、国家、生活环境均有不同，然而，他们在塑造理想女性形象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在童话虚幻、想象的世界里，以传统的道德观念为标准，形成一整套关于理想女性的‘女性气质……”[7]她们往往不是美貌纯洁，极其顺从，娇弱无力，就是男性权威的“死忠者”、极富牺牲精神。《女巫》同样在批评以“女巫”为代表的独立女性的同时，塑造两个传统女性形象——男性代言人姥姥以及娇弱的无主见的主妇詹金斯太太。其中，詹金斯太太就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理想型主妇形象。在这部童话中詹金斯太太仅仅出现了两次，第一次詹金斯太太在休息室织毛衣，第二次则是在餐厅用餐。虽然詹金斯太太身在宾馆，但是她的两次出场的场所不得不说影射了詹金斯太太居家时的主要活动领域也只是客厅和餐厅，家务无疑是她生活的重心。这是许多男权社会下家庭主妇的普遍生活状态。“家庭现在成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成为它惟一真实的存在。……门窗紧闭，妻子感到自己就像女王……其它的一切不复存在，现实汇集在家里，外部的世界似乎就此消逝。”[8]她们将自己囿于家庭而毫无怨言，与世界隔绝了一切的联系。詹姆斯太太仅有的几句话也只是对詹金斯先生的附和。在詹金斯先生面前她可以算作一个失语者，对詹姆斯先生也是完全依赖和顺从的。同样姥姥是一个特殊的女性童话形象，她贯穿了整部童话的始终，也不乏语言和行动的表现。但是，她绝对不是作为一个思想独立的女性出现，她只是一个男权思想的代言人。她的一切行动都是听从她的小外孙的支配，姥姥这个形象本身从未起过关键的作用也没有提过不同的意见。她对于外孙为代表的男性群体绝对顺从，为了达到他的愿望出生入死，牺牲自我。这也同样契合了男性对传统女性的审美观点，牺牲自我，对男性绝对服从的特质在姥姥身上“熠熠闪光”。对于姥姥和詹金斯太太的刻画无疑是与女巫形象相对立的。作者对于姥姥和詹金斯太太为代表的传统女性的认可，折射出了罗尔德的“文学厌女症”的事实。endprint

二.假借儿童视角的男权注视

儿童叙事视角是儿童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所谓儿童视角是指“成人作家努力使自己重新‘回到童年，以儿童的感受形式、思维方式、叙事策略和语言句式，去重新诠释和表现所在的世界。”[9]《女巫》中的叙述人“我”同样是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但是他的言行并不符合儿童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句式，他缜密的规划了如何覆灭英国的全部女巫。面对自己变成老鼠可以坦然接受，面对危险也可以临危不惧并且不时蹦出奇思妙想和“名言警句”。这已经超出了儿童的理解能力范围和智力范畴，因此显而易见的，《女巫》的叙事视角是假借儿童视角下的男性视角的言说，女巫的真面目只有“我”自己看见过，女巫恶毒的言论和行为也只有“我”听见过，同样的，也是“我”亲手消灭了英国所有的女巫。因此，“我”是完全站在一个男性的立场来注视这些代表独立女性的女巫。因此，女巫在男性审美里是完全不符合传统女性的特质的，在男性视角中的她们是面目可憎，心肠恶毒的。按照传统男权意识文学作品，“我”也亲手给了她们一个不得善终的结局。显而易见，这部童话是一部假借儿童视角，充斥着男权注视和男性视角的童话作品。其中的主要童话形象——女巫就是一个完全处于男权注视下，被极度的丑化和恶化了的物化形象。

三.童话厌女症形成的原因

罗尔德作为一名童话作家，他在童话作品中表现出厌女症是有多重原因的。从社会原因来看，男性审美下传统的女性装束应该是长发披肩，穿塑胸长裙，在家相夫教子的社群。二战后的自由女性开始注重人权和平等，她们“都把头发剪短， 头发长了再剪短； 她们经历了在舞会上把紧身胸衣寄存在衣帽间的时期和不穿紧身胸衣的时期。当她们谈到找个情人的时候并不感到很拘束”[10]这种穿着“奇装异服”出现在各个公共场合，思想谈吐先进的女性在二战后的男性社会中是不被容忍的。同样，作为一名男性作家，面对许多女作家开始重写童话以倡导女权主义的行为也是不能容忍的。“童话可以将信息传入儿童的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中。因此，从幼儿时起，童话成为我们了解世界和了解自我的重要条件，并从中获得一定的思想及信仰”[11]罗尔德在童话中体现出他的男权意识和厌女情绪除了与大多数的男权作家一样外，也想通过童话影响儿童的女性观，以对抗在文学界愈演愈烈的女权主义思想。

《女巫》作为一部童话作品，作者假借儿童视角站在男权主义的立场，刻画了两类女性。一类是以女巫的形象出现的，这类女性往往脱离了家庭，有着自己独立的职业，衣着光鲜地出现在公共的社交场合中。作者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因此运用漫画式的手法对女巫的外表和内心都极尽丑化。在抨击丑陋女性形象的同时，作者也塑造了一批符合男性审美标准的传统女性形象——男性代言人姥姥以及娇弱的无主见的主妇詹金斯太太。造成作者的这种文学上的厌女症的原因是深刻且多样的，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出于对童话的特殊职能的男权渗透的因素。总之，这部童话充斥着男权中心主义思想，在女性主义批判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

注 释：

[1]王泉根主编 《儿童文学教程》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第9页

[2]西蒙波伏娃《第二性》 李强译 西苑出版社 2004年5月版第121页

[3]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4]罗尔德达尔著任溶溶译《女巫》明天出版社 2009年3月第一版第4页第5页

[5]罗尔德达尔著任溶溶译《女巫》明天出版社 2009年3月第一版66页

[6]罗尔德达尔著任溶溶译《女巫》明天出版社 2009年3月第一版88页

[7]吕芳慧，吕海峰《西方童话中女性形象的演变》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6卷第4期

[8]西蒙波伏娃《第二性》李强译 西苑出版社 2004年5月版187页

[9]王泉根主编《儿童文学教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第12页

[10]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张承谟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第57页

[11]吕芳慧，吕海峰《西方童话中女性形象的演变》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6卷第4期

参考文献：

1.王泉根主编 《儿童文学教程》[M]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

2.西蒙波伏娃《第二性》 李强译[M] 西苑出版社 2004年5月版

3.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4.罗尔德达尔著任溶溶译《女巫》[M]明天出版社 2009年3月第一版

5.杨晓莲《西方文学中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第20卷第9期[J]重庆工学院 学报2006年9月

6.吕芳慧，吕海峰《西方童话中女性形象的演变》[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6卷第4期

7.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张承谟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