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

【摘 要】 本文在概述中国使臣赴越南及越南官方接待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使臣与越南接待官员的主要交流方式。指出，中国赴越使臣除了通过翻译来与越南接待官员交流外，因两国有同文的关系，所以还可以通过汉文书信和诗歌酬和来交流，即通常所说之汉字笔谈，留下不少佳话，反映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关键词】 中国；赴越使臣；交流方式；10-18世纪

越南于公元十世纪中成为自主封建国家，之后与中国封建朝廷保持宗藩关系，两国维系朝贡关系近千年。公元973年，宋太祖首遣使右领军卫大将军王昭远，閑廄使楊重美使交州，“制以琏特进检校太师，充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1]，自始拉开中国遣使安南之序幕，履行宣谕、册封、谕祭、调解等各种使命，直至1885年清政府承认法国在越南的保护国地位。中国使臣抵达越南后，如何与接待使臣的越南官员交流，这是本文要阐述的问题。

一、中国使臣赴越南及越南官方的接待概述

宋、元、明、清各朝都很重视派赴越南的使臣的遴选，几乎都是派出才思敏捷、应对如流、擅长诗文的知名文臣，其中大部分是科举出身之文人，有些甚至是大学士，如宋朝的李若拙、李觉等；元朝的张立道、李思衍、陈孚等；明朝的张以宁、湛若水、吴伯宗和鲁铎等；清朝的周灿、德保和顾汝修等。据不完全统计，10-18世纪期间，根据不同使命和目的，中国各封建王朝至少派出了120个使团出使越南，其中宋朝25次[2]，元朝27次[3]，明朝57次[4]，清朝12次[5]。

越南要接待这些“天朝上国”使臣，也非常慎重地安排和选择朝廷重臣来接待中国使团。欲借此机会体现越南也是文明文献之邦，越南封建朝廷亦选择擅长汉文诗歌创作、博古通今、外交能力强和有爱国精神，也几乎都是科举及第，甚至是进士及第之重臣，还有不少曾经出使中国的大臣成立接待工作组。例如接待1683年由明图、邬黑和周灿任正副使的清使团的越方接待组十位大臣都是各科三甲及第之人，可见其对接待中国使团的重视程度。

使臣抵达边境，越方接待官员即开始迎接和护送使团入京；使团完成使命后，接待官员又要护送使团离京并护送回至边界，这个接待过程都要非常周到和确保安全。沿途各驿站还有地方官员和士兵迎接和护送，准备用餐和歇息处并举行既定的各种仪式，不敢有半点疏忽，要费很多工夫和精力接待使团。

二、中国使臣与越南接待官员的主要交流方式

1、通过通事即翻译的传译交流

尽管10-18世纪期间，中越两国的官方文字都是汉字，中国皇帝的诏书以及越南国王的呈书都是用汉字撰写，但彼此的日常交流仍是使用各自的口头语言。两国口头语言使用不同的语言，中国是汉语，越南是越语，因此他们之间的交流亦如与其他国的交流一样，要通过通事（古称“翻译”为“通事”，越语称为thong ngon“通言”）来传译。通事是使臣与接待官员直接交流的桥梁，作用重大，不可缺少。

中国使团的翻译通常由广西思明府荐举，一般有两名。使团抵达越南后，越方通常也派遣2-3名翻译协助越南官员与使臣进行交流。翻译是一项费脑和辛苦的差事，在留存至今的中国赴越使臣各种使交作品（越南是古交阯地，唐设安南都护府，因此亦称安南，1803年始用越南之国号。中国使臣的使安南作品常简称为“使交集”）中，有关翻译不称职或无为的记载不多。当然，翻译被指责的情况也有。被指责最严重的，要数清使顾汝修《至安南国王黎显宗书》中所言：“公馆之中，除通事外，无一人解语者，而通事全属支吾，不足采纳”[6]。这大概只是越方翻译对当时正在气头上的顾清使应付之策，因为既然是朝廷谨慎遴选出来的翻译，绝不会有“支吾”不足用之理。

2、直接用汉字交流，采用书信或者诗歌方式

也正是因为两国使用同一官方文字汉字，因此除了借助翻译传译外，使臣和越方接待官员还可以直接用汉字进行交流。他们之间的直接交流方式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是书信往来，二是酬赠和唱和诗歌，其中最典型和有代表性的就是汉诗唱和。

不通过翻译，直接用汉文书信往来交流，可以更好地理解意思，能够克服翻译对某些难理解之处或者不便坦率翻译的不足之处的限制。例如明朝洪武三十年，明使陈诚在与越方国王交涉时就曾“以为执事者告虑，重译弗详，故笔诸书志云”，直接修汉文四封《与安南辨明丘温地界书》，就丘温地界进行有理有据的辩明，而越方亦通过汉文信的方式回复陈诚，在陈诚《陈竹山先生文集》中就附有安南国王的几封回书。[7]

中国使臣与越方接待官员最具特色和最典型的直接交流方式要数古汉文诗唱和了。越南自古就受汉文化影响，形成汉诗唱和的传统，在宫廷中越南君臣经常就各种不同主题和事件酬唱诗歌，最有影响的事件是十五世纪后黎朝圣宗帝成立了骚坛会，并亲自担任骚坛元帅，经常与当朝的另外二十多位知名文臣唱和诗，将君臣唱和诗的传统推到高潮。越南历代皇帝大都擅长作古汉文诗，中国使臣的使交作品常收录越南国王的赠别诗，《安南志略》中收录了不少陈朝皇帝赠元使的诗歌，明使湛若水和潘希曾，清使德保和顾汝修的文集中收录了黎朝皇帝的赠诗……。

越南国王还安排科举出身，才华横溢和有即兴赋诗能力的文人接待使团，创造条件让他们与中国使臣互相唱和，体现他们的才华，给中国使臣留下好印象，让使臣回国后能替越南在中国皇帝面前美言，告知“天子”越南也是文献礼仪之邦，使越南得到与朝鲜同等的礼遇和重视程度，而不被鄙视为蛮夷之地。

肩负接待中国使臣之重任，照理越方接待官员应该是有机会接触中国使臣最多的人。然而，在当时，因两国的地位，一个是“天朝上国”，一个是“藩属国”，两国关系并未似今日之平等关系，而且中国使臣也受纪律约束，故越方接待官员与中国使臣的面见都要走规定程序，并非随意随时进行。虽有负责接待使臣的资格，但这些越方接待官员也不是经常能直接面见接触中国使臣。

尽管如此，但中国使臣以及越方接待官员都是科举出身、擅长诗文之人，文人都爱以诗文交友、会友，何况他们都要竭力维护国体，展现本国才华，因此他们之间免不了要进行诗歌唱和或酬赠。

3、中国使臣与越南接待官员之间的汉诗酬赠或唱和

中国使臣与越南接待官员之间的酬和常以两种形式开始：一是越南接待官员首先赠诗中国使臣，之后中国使臣和诗回赠，接待官员和使臣就这样一唱一和地循环唱和，直至界上留别。以此形式唱和诗保存至今歌数量最多的是1861年使安南的清使德保和顾汝修与越南君臣黎显宗、陈名冧、段阮俶、黎贵惇和陈辉泌等人的唱和，一共有72首。

二是中国使臣首先作诗示越南接待官员，阅诗后，越南接待官员次韵和答或者酬赠颂扬中国使臣的诗才。这种形式的酬和现有诗歌留存较多的是清使周灿与阮公望、武惟匡、黄公寘等十位接待官员之间的酬赠和答。周灿创作了48首七言绝句，十位官员创作了6首七言绝句和28首七言律诗。[8]

这是体现使臣及越南官员诗歌才华的宝贵文学资源，反映了两国的友好关系。目前我们能收集到的中国使臣与越南接待官员唱和诗的数量不太多，有完整唱和（意即有押韵的、有唱诗又有和诗的）大概一百来首。实际上，中国使臣与越南接待官员唱和的诗歌数量远远不止这些，只是有些未留存，有些我们还未能收集到。很多使交诗的题目都说明有安南人赠诗，使臣和答；或使臣赠诗，安南人次韵和答等。如俆孚远“赠黎礼部（名毅，僭称侍郎，有诗三章赠余）”，潘希曾在《南封录序》中曰：“乃取在安南所赋诗歌二十二首，回京奏疏，一通手録为巻。又以安南国王诗二首，书二通，陪臣诗五首，缀之巻末，题曰《南封録序》而藏之”，但很多唱诗或和诗今未见，我们可以根据已有线索继续扩展搜集。

三、结语

上述显示，中国使臣与越南接待官员之间的交流方式主要是通过翻译传译，此外还包括汉文书信直接传递，称之为“简答”或“笺柬应答”，即我们常说的“笔谈”。因为“同文”，所以有关不能直接口头交流，但依然能通过笔谈顺畅交流的佳话在中越关系史上并不罕见。当通事不能很好地搭起交流桥梁时，使臣与接待官员便采取这种直接的汉文书信往来交流。当欲体现文学才华或促进双方友谊时，他们便用汉诗直接往来唱和。由于深受汉文化影响，越南人创作汉诗的水平亦不比中原人低。正因为如此，当与中国使臣酬赠或唱和诗歌时，越南人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游刃有余，使得中国使臣亦叹服，将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拉近。这再次证明和肯定了两国的关系非常密切和特别，体现了汉文化对接受儒家思想的周边国家的影响。汉字和古汉文诗是推动中国赴越使臣与越南接待官员之间互相了解和信任及发展友好关系的桥梁。

【参考文献】

[1]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邓昌友.宋朝与越南关系研究[D].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4.

[3] 马明达.元代出使安南考.专门史论集[C].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4] 陈文源.明朝与安南关系研究[D].暨南大学历史学博士论文.2005.

[5] 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

[6] 壬戍课使臣诗集.河内：汉喃研究院.VHv.2597.

[7]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齐鲁书社（雍正七年刻本）.

[8] [清]周灿.使交吟.[越]阮公望等.南交好音.愿学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9.齐鲁书社.

【作者简介】

李 娜（1976-）女，壮族，广西百色人，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所属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文学系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大学讲师，主要研究越南中古文学、越南历史及语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