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国，黄成敏，王青，王丽，邹强

（1.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2.西南科技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四川绵阳621010；3.西南科技大学理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岷江上游山区杂谷脑河流域聚落变迁规律及其驱动机制实证研究

刘延国1，2，黄成敏1，王青2，王丽3，邹强2

（1.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2.西南科技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四川绵阳621010；3.西南科技大学理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以岷江上游山区杂谷脑河流域佳山-桃坪-增头位于同一纵断面上的三个少数民族聚落为研究对象，借助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田野实地调查与勾绘，并辅以文献分析及农户深度访谈佐证的形式，从自然条件分异、区域政策实施、社会文化导向及经济技术发展等角度，定量刻画聚落的分布规律、变迁模式，深入剖析其驱动机制，展现了在特定的地域条件及历史时段内经由不同主导因素影响下，山区聚落多元化的动态剧变过程，力图为整个岷江上游山区聚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宏观科学的认知思路.

岷江上游；山区聚落；变迁；驱动机制

山区聚落是山区人类生存的重要空间形式，也是山区人地关系的集中反映，其变迁则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各种活动和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因此，对聚落变迁规律及其驱动机制的探析，不仅能为揭示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作用规律、建立人地关系协调的空间秩序提供科学支撑，更重要的是为促进区域人口空间合理分布、农村空间合理布局与规划，以及提高区域空间的高效利用提供科学依据[1-13].

岷江上游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又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对该区域的研究，学术界关注由来已久[14-17]，开展过大量的有关地质、地貌、水文、气候、植被、土壤方面的科学考察和研究[18-20]；有关这个区域历史、民族、文化和人口方面的研究也十分丰富[21].围绕岷江上游山区聚落的相关研究有：叶延琼就退耕还林工程对岷江上游农村聚落影响的研究[22]，陈勇等对岷江上游理县山区聚落分布规律及其聚落生态特征的研究[23-26]，陈国阶等关于农村聚落生态环境建设的研究[27]，冯文兰等应用GIS手段对茂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与地理、气候、地貌、水系、交通等环境因子相关性的定量研究[28].

现阶段，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必将带来生产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变革，并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而当今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将毫无疑问地使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发生深刻的变革，并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着聚落的变迁；加之岷江上游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以及人文因素，必然决定了其聚落分布、变迁模式及规律的特殊性.

本文选取岷江上游山区杂谷脑河流域佳山-桃坪-增头位于同一纵断面上的三个少数民族聚落，运用遥感技术与田野实地调绘相结合的方式，并辅以农户深度访谈佐证形式，从自然条件、区域政策、社会文化因素及经济技术因素等角度对其变迁规律及驱动机制开展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研究，力图为整个岷江上游山区聚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宏观科学的认知思路.

1 研究区域概况

杂谷脑河是岷江上游山区两大一级支流之一，全长156.48 km，自西北向东南横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全境，于汶川县龙口乡汇入岷江，流域面积达4592.64 km2；该流域是岷江上游典型的干旱河谷区，同时也是主要的羌族及藏族聚居区，分布有藏族及羌族聚落287个，聚落面积达114.76 km2，占杂谷脑河流域面积的2.5%；从生产类型看，既有草地放牧聚落，也有农牧结合区聚落，还有纯农聚落；从经济状况看，既有交通方便、经济条件较好的聚落，也有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条件落后、尚未脱贫的聚落；在多源性的聚落文化背景下，人类对山地生态环境的干扰频繁且显著，使其成为长江上游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

山区聚落作为山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元和最基础的社会组织单元，必然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生时间与空间上的深刻变迁，通过此三个聚落，定量刻画其变迁过程，深入剖析其驱动机制，冀希望为推动整个区域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2 实证研究

2.1 三村寨概况

三村寨具体分布为：佳山村位于杂谷脑河南岸高半山区，桃坪居于河谷，增头高居于河北岸，属典型的高山聚落区（见表1）.但三者之间仍存在差异；较早该区流传这么一种说法“饿桃坪，饱佳山，胀死胀活是增头”，但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此三个村寨的不同的发展方式及变迁模式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对较早说法的倒置.

2.2 佳山

2.2.1 聚落空间特征

佳山地处高半山区，海拔2000 m左右，168户，609人，全村耕地面积70.9 hm2，退耕还林63.4 hm2；主要经济林木有樱桃、苹果、花椒，蔬菜种植以红椒、萝卜、白菜为主；寨前坡度较大，视线遮蔽效果较好，从杂谷脑河谷处观察，很难发现其位置，红军长征时，徐向前曾以佳山为会址，主持“佳山会议”[29].

表1 三村寨基本概况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three rural settlements

聚落主要以紧密组团形式，几乎分布于同一等高线上，从而充分节约土地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生活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自然条件的限制以及人多地少的矛盾（见图1）；从2012年10月实地调查数据来看，目前只有80余户集中在原寨居住，且大多以新建住宅为主，翻新者占极少数；其他多数居民都以分散形式沿通往河谷的国道317线的“之”字形山路下迁，止于靠近河谷处的新建村委会办公楼，共有38户（其中正在建房4家）分散在路两边相对平坦处，或人工改造铺就的平坦地；较早搬离原寨沿杂谷脑河谷分散建房亦有30余户之多；加之搬迁居民不愿放弃老房，或任其空置坍塌，抑或留给老人居住，也多因老人去世而荒废，特别是“5.12”地震后，空心化趋势日趋明显；

图1 佳山聚落平面分布示意图Fig.1The plane distribution of settlements in Jiashan

2.2.2 变迁规律及其驱动机制

沿杂谷脑河谷亦即沿国道317线所建房屋，主要属两类人群：一是精通传统手工技术，通过就近或区域外从事建筑行业而富裕起来的村民，另一类是通过向周边城市，主要是都江堰或成都贩运水果及蔬菜而富裕起来的村民，其下迁原因则是外在压力与内部需求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外因是其与外区域接触机会的增多，城市生活方式所产生的难以抗拒的示范作用增强了其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且具备了搬迁的经济基础；而内因主要是因建国后第二次生育高峰中的新生人口达到适婚年龄而导致的人口压力，使分家及分散建房成为可能，而选址所考虑的便捷程度愈发显得重要—沿路建房成为首选；分家在意味着聚落人口、财产再组织的同时，也意味着聚落居住空间的再组织，直接影响聚落形态的延续[7，15-17]；而便捷程度在该区则主要指交通的便捷度，其对聚落演变的速度、方向及形态的空间指向引导作用越发巨大.

下迁聚落建筑从体量及建筑材料选择上也已不再遵循传统方式，传统的带有整体价值取向的整体水平式聚落空间已被以个体价值取向为主的片段式垂直式的空间形式所取代，原本和谐内聚的空间形态向个性外拓的空间形态转变.当今生产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深刻变革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必将更深层次上影响着聚落的变迁方式及过程.

2.3 桃坪羌寨

2.3.1 老寨

地处杂谷脑河右岸河畔，建在由支沟洪积物与主河坡积物、崩积物所组成的古堆积扇形台地上，海拔1450 m左右，全寨共105户，560人，耕地面积约20 hm2，村民以旅游业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其次靠种植苹果、核桃和蔬菜作为辅助经济来源.

聚落主要以团聚形式分布，建筑为羌族传统的木石结构，是一处羌碉与民居合二为一的建筑群，各户房屋共用石墙，并利用缝隙搭建木制过街楼，户户相通，寨中巷道纵横，且主要通道均为暗道，连接每户建筑，地下水网为村寨用水提供便利，其防御特色明显，体现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条件下，为抵御外侵内乱而营建的住防合一的独具地域特色的羌族聚落类型；

其变迁同样因建国后第二次生育高峰中的新生人口达到适婚年龄而导致的人口压力以及由民族村寨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收入增加而导致的改善居住条件的内在需求为主要驱动因素，分家不可避免，但其分家仅是分灶阶段，仅是对内部结构做了调整，少量房屋也仅是在原址翻建，并未大规模新建房屋，老寨整体格局几乎没有变化（见图2）.

其中尤其应当关注的一个现象是，自1996年以来，最先通过从事旅游接待而富裕起来的部分村民，选择就近在都江堰及成都等地购买商品房，但老寨住宅仍然保留，旅游旺季在羌寨从事商业活动，淡季城市居住，成为名副其实的“摆动人口”；他们既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接受者，也是传播者，他们与聚落结合的结果，将使整个乡村聚落向城市化方向转变，这将对整个民族村寨旅游的生态可持续性的产生负面影响.

2.3.2 新寨

5.12 地震后，由国家投资，对老寨做了保护性修复，最大限度保持原有建筑特色，使其修旧如旧，并且在紧邻老寨的杂谷脑河流阶地上新建105栋独立新建筑的新寨，占用耕地8.7 hm2（见图2）；从整体来看，新寨虽经规划布局，但传统聚落内部空间在公共与私人之间存在着的和谐平衡被打破，功能混合的内部空间使用方式所赋予聚落的浓郁生活气息消失殆尽，对聚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更是不复存在；从单体建筑形态而言，因过分强调羌族聚落文化物质性与表现性的一面，而造成聚落文化的简单化、主观化和符号化等表象特征，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固有内涵，其中断历史积淀的潜在威胁愈发显现；截止2012年10月实地调查，仅有30余户居民搬入新寨居住.

2.4 增头

2.4.1 聚落空间特征

增头，海拔2200～3000m之间，集中分布有上中下三寨，60余户，240人，耕地面积44.5 hm2，退耕还林面积23.3 hm2，主产玉米、土豆，主要以花椒、劳务输出为经济收入，上寨边界已靠近针阔混交林带，紧邻高山牧场，是典型的高山聚落（见图3）.

图3 增头聚落平面分布示意图Fig.3The plane distribution of settlements in Zengtou

聚落主要以血缘关系为主导的家族式组团形式，但其内部结构已相较与桃坪及佳山松散，主要因其地处高山，可开垦土地面积大，人多地少的矛盾不突出.

2.4.2 变迁规律及其驱动机制

虽然增头聚落人多地少矛盾不及佳山及桃坪，但其聚落所呈现出的由上到下且搬迁彻底的特殊变迁过程，尤甚于佳山，更甚于桃坪，尤其当引以关注：上寨已基本废弃，中寨居民数量大量减少，下寨居民也已开始逐渐搬迁，且搬迁居民的家庭成员全部迁出，这亦是由外在压力与内部需求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外在压力，由杂谷脑河谷公路需经14公里的盘山碎石路才可到达增头，且沿途坡面陡峭，岩层节理与裂隙发育，岩石破碎，加之植被稀疏，岩层多裸露，物理风化旺盛，滑坡、崩塌及岩屑流发育，稳定性较差；又因该地区山羊放牧，导致落石较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其对路基及行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威胁性；

内部需求则是由社会自由活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的增多以及以电视为核心的大众传播媒介全面介入该村，且借由现代传媒反复渲染的与传统乡村生活理念截然不同的城市生活理念对农民所产生的一种难以抗拒的示范作用[16-18]，使农民对生活便捷程度的考量及居住条件的改善内在需求增强，而外出打工者的回村后的生活方式及陆续外迁更产生出强烈的示范效应，也较大地加剧了这种变迁的趋势.

对未搬迁的居民而言，外出打工的收入远比耕作收入高得多，且由于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区域生态条件好转，特别是野生动物的增多，对农作物的危害程度日益加深，远离聚落的农地常常颗粒无收，这也加剧了剩余农民的搬迁意愿.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虽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都以聚落的形式偏居山地一隅，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城乡一体化战略的有效实施，其在经济上相对贫穷，文化上自成一体与自然紧密结合的方式正逐渐改变，通过对三个聚落变迁规律及驱动机制的剖析，可得出以下规律：

1）聚落演变过程是空间过程与社会过程的统一，从演化的机制与特征来看，经济技术条件成为聚落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组织社会活动的制度政策随之不断有新的发展，社会观念再不断做出响应和调整；三者分别构成聚落演化的经济技术体系、制度体系和文化价值体系，同时三者分别使聚落形态与自然环境发生物质与能量的联系.

2）聚落演变的影响因素是多元的，但对于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间内存在主导因素，并最终影响聚落变迁的方式及方向，三个聚落变迁的例证，即是最直观的体现.

3.2 讨论

现状中的人口空间分布仍处在不稳定时期，由人口居住迁移而引起的聚落变迁方式及方向存在多种可能，要求我们必须从区域整体角度出发，始终将人作为主体因素，探索聚落变迁的合理取向：

1）无论农民在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他们在居住地所能享受到的社会服务设施依然是极其有限的，这也是有条件的山区农民外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这种趋势将随着当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变迁的速度将加快；其后果将是区域民族文化特色延续的断裂乃至消失，这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

2）人口演替始终是山区聚落变迁演化的动力，人口质量及素质是聚落变迁的方向主导因素；要更好地保护当地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大力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及贯彻落实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外，通过科技帮扶，真正帮助区域农民真正实现认知水平的发展和生产能力的提高.这种农民自身素质的变化才是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优秀聚落文化、保障灾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途经.

3）山地生态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河谷崩塌、滑坡及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也绝不是孤立的，应从全面及全流域的整体观，通过工程及生物防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措施，减少灾害发生的频率及对区域旅游业发展的风险，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复苏，保障聚落安全可持续发展及居民和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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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澜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 Areas of the Upstream of Minjiang River

LIU Yanguo1，2，HUANG Chengmin1，WANG Qing2，WANG Li3，ZOU Qiang2
（1.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China；2.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China；3.College of science，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anyang 621010，China）

Taking Jiashan-Taoping-Zengtou,the three minority rur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 areas of Zagunao River basin,the one of the two tributaries of the upstream of Minjiang River,as the case,this paper makes a deep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study region,including the differentiations of natural environment,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ional policy,social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and so on,by methods of remote sensing,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field site survey,literatures analysis and farmers depth interviews.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 areas were portrayed under the different dominant influence factors in the specific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historical periods.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ovide the macroscopic and scientific cognition for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rur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 areas of Upstream Minjiang River.

Upstream Minjiang River；rural settlements；evolution；dynamic mechanism

X 24

A

1674-4942（2014）01-0057-05

2013-11-19

西南科技大学青年基金项目（11zx3113）；四川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1SZ0240，2011SZZ02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01164，41071115）；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1BAK12B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