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唏

摘要：中国持续和平发展，日本走向衰落之途，中日关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日战略相持将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其结果既取决于中国和平发展的质量提升，也取决于双方的战略选择与部署。日本的战略趋向具体表现为：全球战略收缩，东亚战略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目标，致力于深化美日同盟关系，加强防务部署和对外军事合作。有鉴于此，面对日本的战略趋向，中国应善加应对，加强全球议程上的倡议和塑造能力，积极锤炼大国心态，确立更具针对性的东亚地区战略，以长远眼光处理中日关系。

关键词：中国 日本 中日关系 战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1005-4812（2014）02-0110-120

中日关系堪称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冷战结束以来，两国发展呈现鲜明对照，中国持续和平发展，日本趋向衰落之途，双边关系日趋敏感，并具体表现为领土、领海矛盾激化引致双边关系全面趋紧，“一山不容二虎”论持续发酵，且引起全球的密切关注。

2010年8月，中国GDP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标志着中日实力对比呈现根本性变化。面对综合国力日趋强大的中国，日本采取了颇为高调的姿态，利用意识形态、军事等因素遏制中国的意图彰显，尤其是肆意挑起钓鱼岛争端，导致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近几年，日本对华围堵动作不断，强化中国军事动向威胁日本安全的认知，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指责，对华言论日趋强硬。与此同时，日本修订《防卫计划大纲》，其焦点是围绕钓鱼岛问题加强日本自卫队的岛屿防卫能力，确立提升军事能力、加强安全同盟的战略对策，强调在与中国存在争议的问题上采取强硬姿态。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政治右倾化进一步主导日本政坛，其外交政策更具进攻性。安倍多次强调在领土争端方面将采取较为强硬的外交政策，在钓鱼岛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战略底线。

在这样的敏感时刻，我们亟需思考如下三个重要问题：如何从战略高度看待当前中日关系？日本战略将趋于何方？中国如何做出积极而稳妥的战略应对？

一、中日关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合作不仅是历史与现实对两国的客观要求，更是两国的根本利益基点所在。从相互敌对到恢复友好邦交，直至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中日交往自二战后至今历经了漫长曲折的演变过程。中日双边关系一直在曲折中发展，时退时进。中日两国关系既存在友好互利的一面，也存在竞争对抗的一面。当前，中日关系既高度相互依赖，又在诸多领域竞争加深，双边关系分外敏感。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双方形成了密不可分的互利共赢关系，相互依赖在不断加深。对中国而言，来自日本的资本、技术和投资至关重要；对日本而言，中国发展为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机遇。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化给两国企业和国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日之间缔结了300对以上友好城市，两国人员往来年均550万人次以上，各层次往来频繁。如此密切的联系一旦打破，两国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相互依赖已经成为防止两国恶性冲突的重要杠杆。然而，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日彼此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乃至敌意，钓鱼岛和东海争端进一步加深了政治争端。日本主动利用和借助美国的意图在加强，中日战略竞争加深。

当然，将中日关系视为零和博弈将是错误的，任何忽略事实上的经济相互依赖和政治调适均是短视的。历史上的中日未曾同时强大过，而当前两国均处于强势之中，双边战略态势呈现某种动态均衡，必然伴随着心理和战略的调适过程。某些看起来竞争的层面实际上是相互调适的反映。近年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变动，中日两国历经战略博弈，逐渐认识到必须在更广远的范畴思考双边问题。2006年下半年，中日开始建立和发展双边战略互惠关系，两国关系达成了初步的稳定。然而，2010年以来，由于日本的挑衅性举措，钓鱼岛问题不断升温，中日之间的政治争端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安倍内阁的政治右倾化严重影响着中日关系走向。许多观察家认为，中日因钓鱼岛爆发战争的机会较小，但即使此次危机得以化解，危机所造成的深层影响也会持续多年。由于缺少正式的谈判机制，中日僵局会持续下去。

另一方面，中日两国政府均深刻认识到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中国方面表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的方针没有变，愿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原则和精神基础上继续发展中日关系。安倍多次表示维护两国友好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希望展开对话重回战略互惠原点。总体而言，中日之间历史问题复杂、现实问题交织，未来前景相互影响巨大。或明或暗的对冲性竞争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由此可以看出，中日关系已步入战略相持阶段，其基本特征表现在：

第一，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中国的经济规模、进出口贸易额已超过日本。中国经济总量跃至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生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第一大研发人才国。展望未来，中国将以较高速度持续发展，但其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仍呈现粗放的特征，有待进一步改善。相对而言，日本经贸主导能力急剧下降，经济规模和贸易总额持续走弱，但其经济发展质量仍将居于优势地位。日本的资本、技术进口有助于中国发展，其对外贸易和海外市场开拓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其社会建设经验值得中国学习。中日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存在着竞争，但互补性也很强。2012年以来，伴随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进一步发展，中日经贸关系受到了严重影响。据日本海关统计，2012年日本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为3325.8亿美元，下降3.9%，对华出口下降11.0%。受产业界的压力，日本不得不谋求改善对华关系以借重中国走出经济困境。

第二，在战略走向上，日本已经呈现总体颓势，步入衰落之途，但仍不甘心。因此，日本甚至不惜利用中国尚未实现全面崛起的空档攫取某些关键性利益，包括在钓鱼岛以及东海问题上强化己方立场，对华趋向既有顺应的一面，更体现出刻意对抗的一面。相比较而言，中国发展态势尽显，在地区乃至全球的优势有所增强，与东亚各国形成复合相互依赖关系。随着中国进一步和平发展，东北亚各国包括日本均在预设中国未来战略走向的基础上，进行前瞻性战略部署。但是，中国的总体战略框架仍显粗放，整体性战略构想不足。中国处于战略上被制衡的态势，具体政策调整稍欠灵活，应对日本趋向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均显不足。

第三，在战略布局上，随着中国的利益触角伸向全球的各个重要角落，中国战略布局一方面体现出宽广的全球视野，国际影响力迅速扩大；另一方面，中国还主要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其战略重心仍在东亚。面对东亚不适应中国崛起的状况和某些针对性措施，中国应对仍显乏力。如何统筹国内与国际、地区与全球，是中国当前面对的重大战略议题。相对而言，日本在东亚经营多年，将东南亚视为其战略后院，力图以其经济优势和东南亚关系为基础冲击全球地位，但未能有所斩获。展望未来，中国的战略视野已经越过东亚，面向亚洲和世界，战略重心开始趋于亚洲；日本的战略眼界则越来越集中于东亚、东北亚，其安全战略的中心稳定在东亚。

第四，在对美关系上，双方互有攻守。对美关系均为中日双方关系之外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目前，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进入新的敏感时期，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实力的强大，美国决策者实际上将中国锁定为战略对手，其基本标志为美国重返东亚，对中国在南海的核心利益发出挑衅性声音。但是，面对和平发展的中国，美国也有难以遏制之感，且在全球、地区事务上有求于中国，稳定发展中美关系也是双方决策者的根本愿望。与此同时，日美战略关系更趋紧密。日本的亲美、依美情结趋于加深，日本曾长期认为美日同盟具有抑制和约束自己的“瓶盖”作用，但随着东亚大国格局的变化，日本愈加将双边同盟视为自身安全和加强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依靠。日本感到受中国威胁，不仅为近期美日同盟的加强提供了支撑理由，也巩固了美国在东北亚军事和政治地位的合法性。美国因此成为中日之间的赌金持有者（Ring Holder）。随着中美日三国战略利益的博弈以及各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中美、日美关系均呈现新的动向。2013年2月安倍访美期间，奥巴马强调了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但并未提及日本最为关心的钓鱼岛问题。日本共同社据此认为，奥巴马试图通过重视亚洲找到美国经济复苏的道路，安倍如果继续坚持在历史认识问题等领域的“鹰派路线”，美国将要求日本谨慎应对与邻国的关系。最近，美国在慰安妇、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对日本的批评表明了这一点。201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为中美关系发展规划蓝图，双方元首会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可以说，中美日三国间多边及双边的互动是考量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内容。

第五，在民众感情上，中日双方相互好感下降，均缺乏成熟的大国心态。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迅速增强，日本国民心态更趋紧张，甚至担心中国的军事扩张。日本右翼势力竭力利用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煽动民意。日本民调显示，近年来日本国民深受具体事件及现实利益的左右，对中国好感度持续走低。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趋涨，对日心态尚未走向理性和成熟。2012年以来，由于钓鱼岛、大陆架延伸等问题，日本在华负面舆情日渐强烈，日本在中国的形象亦持续走低。近期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九成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官方应采取更多针对日本的具体反制行动。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中日实力对比发生逆转，导致战略相持和激烈对冲期的来临，双边竞争性因素突出。中日力量对比的持平期（Power Parity）将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其结果既取决于中国和平发展的质量提升，也取决于双方的战略趋向与部署。

二、日本的战略趋向

面对全球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日本将步入相对衰落的新阶段，其综合国力下降势在必然。相对于发展中大国的蓬勃增长趋势，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GDP规模相对增长趋缓；相对于历史上大国步入衰落时期的冲突性举措而言，日本也不例外。但是，日本的国家特性、美日同盟的约束等因素也使得和平政策尚未排除在选项之外。日本的战略取向以对华关系为核心，当前与中国战略相持，在未来则不排除对华做出根本性战略妥协。日本的政策选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发展前景。具体地说：

第一，对华心理更趋于矛盾，在安全议题上采取进攻性姿态的同时，对中日冲突的前景深为忧虑，故而仍期望搭中国持续发展的“便车”，并与中国保持必要的政治往来。日本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关注程度，不亚于中国自己。日本深刻认识到中国重要性的提高。如日本于2011年3月发布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把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视为利益所在。”日本2012年3月发布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非常敏感地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态度，认为“在围绕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安全问题上军方表态的增加是一个新的趋势。”日本认为，未来的中国有可能不接受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框架，并具体表现为过于强调国家实力和利益，放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指针。日本视之为对付中国的机会。在对华战略选择上，日本将把制衡中国作为首要的战略选择。同时基于地区稳定和国内发展等原因，日本会继续寻求通过对华接触保证双边稳定，并试探中国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底线，维持双方争端事态的限度，保障日本在区域内的安全。

第二，明确亲美，深化美日同盟关系。亲美情结在日本国内有着深厚的基础。面对中国崛起和东亚格局的巨大变革，日美互有紧迫的战略需求，美日同盟将成为双方在东亚战略部署的根本性基础。日本曾经或明或暗反对美国介入东亚，今后将转向全面支持美国参与其中。日本认为，长期以来东亚稳定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参与，今后东亚若出现大的利益冲突，美国也必然参与其中。日本2011年度《防卫白皮书》强调，美日同盟在实现日本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上不可缺少，日美两国今后将进一步推进在更广泛领域的安保合作，深化美日同盟关系。2012年底，安倍再次出任首相后明确表示要加强美日同盟，为振兴日本经济提供良好的外交和安全基础，维护领土主权，把与美国关系当作“外交牌”来打。因此，亲美情结将长期主导日本政治和舆论，日本仍会将对美关系摆在安全战略的首位。日本通过强化美日同盟关系来应对不断变化的东北亚局势，利用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再平衡”，保障自身安全，拓展地区安全战略的空间，谋求地区政治安全利益。

第三，加强防务部署和对外军事合作。日本2005-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主要针对朝鲜，将应对弹道导弹、游击战和特种部队的攻击作为首要课题；而2010年公布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把确保周边海空域的安全和防止岛屿受到攻击作为重点，剑指中国。《日本2011年度防卫白皮书》指出，中国正在对外采取高压姿态，并注意到中国为确保海洋权益采取的军事行动。《日本2012年度防卫白皮书》称将继续深化美日安全保障体制，以“构筑动态防卫力量，稳步进行有效的防卫力量建设”。同时，《日本2012年度防卫白皮书》强调其对钓鱼岛、独岛（日称竹岛）以及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主权，此举实际上将俄罗斯、中国、韩国和朝鲜都视为在不同程度上威胁日本安全的国家。

中俄韩三国与日本存在领土纠纷，而朝鲜则是日本一直以来的防范对象。在诸多争端中，日本对中国的军事防范明显加重，因中国军费不透明和具体军事目的不明确，称“中国动向成为地区担忧事项”，表示将在包含日本西南地区在内进行警戒监视、海上巡逻、防空等行动。《日本2013年度防卫白皮书》中称，中国迅速扩大在日本周边海域、空域的活动，其海洋活动包括入侵日本领海、侵犯日本领空及可能引发不测事态的危险行动；朝鲜、俄罗斯的军事活动也更趋活跃，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更加严峻。2013年1月，日本政府决定重新修订《防卫计划大纲》，致力于加强自卫队的岛屿防卫能力。日本防卫战略由“基础性防卫”向“机动性防卫”转变，其基本思路是将防卫重心由本土和北方移向“西南岛屿”（包括我钓鱼岛），根据日本面临的威胁将自卫队进行针对性和重点性部署，提升自卫队的反应性、机动性、持续性和多能性。同时，强化美日同盟并扩展同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防卫合作，在与中国存在争议的问题上采取强硬姿态。有的中国学者指出，安倍政治的最大目标是，修改战后日本宪法，摆脱战后秩序束缚，为日本对外使用军事力量铺路。未来，日本以美日同盟为基础，以美日韩三边框架为重点，以美日韩澳四边协调、日印双边合作为扩展，致力于促成围堵中国的松散部署。

第四，东亚战略以遏华为目标。对中日双方而言，任何一个国家获得了东亚的主导地位，就意味着具有了成为世界大国的基础条件，这是中日亘古以来争夺东亚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所在。日本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东亚主导建立的安全体系，并以此为依靠建立了日本主导的雁行经济秩序，从而确立了日本在东亚的优势地位。然而，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崛起改变了东亚的权力格局，也使得东亚安全情势处于演变之中。由于中日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和国际局势，日本已不具备获得东亚主导地位的可能性；但是，日本并不甘心落于下风。因此，日本的核心利益更加集中于东亚、东北亚，利用东亚局势变化实现对华遏制的目标是日本之所愿。同时，东南亚对日本经济繁荣至关重要，日本与东盟国家签署双边或多边经济伙伴协定，以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对日本而言，自由贸易区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发挥着富有成效的作用，不仅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政治和社会稳定，也会对日本带来积极的影响。随着日本经贸主导能力的急剧下降，日本的战略调控能力下降，更大的可能是利用“东亚各国对中国今后方向性的不安”，加大地区影响力，从负面角度搅动东亚格局。因此，日本更会关注南海问题，关注中国军事实力增强和军队动向，期待着某些偶发性冲突带来的战略机遇。

第五，全球战略收缩。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原本的美欧日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已经为美中欧所取代；随着发展中大国政治诉求的增强，八国集团机制为二十国集团所取代，日本无可奈何地承认自己的全球影响力在下降，在全球事务上更趋于追求经济利益，其全球雄心已经收缩。其战略收缩具体表现在：政治上，积极寻求地区性大国地位的提升，拓宽本国在东亚地区的势力范围，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战略作为明显收缩。军事上，加强美日同盟，聚焦于本国的东亚利益，对国际维和行动的热情明显下降。经济上，一方面，以促进东亚经济地位的稳固为首要外交导向，全球目标缩减；另一方面，日本并未完全放弃政治大国地位的寻求，一段时间之内仍将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全球战略目标。

三、中国的战略应对

伴随着崛起，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其战略力量正以和平方式向国际体系投放和辐射。2008年下半年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日益被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世界各大国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再度兴起，担心、疑虑乃至恐惧正在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巴里·布赞（Barry Buzan）指出，无论是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英国学派的视角，都有为中国崛起担忧的理由。目前，中国正处于从地区性大国迈向全球性大国，进而从全球性大国迈向全球性强国的征程之中。国家战略利益在迅速向全球拓展，国际社会对其关注愈加深入，加上国内全面转型亦在加速，国内和国际因素的互动增强，中国国家安全的内外界限日益模糊。可以说，国家安全环境更趋复杂、国家利益不断拓展、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相对薄弱构成了中国国家安全的结构性矛盾，其脆弱性和敏感性进一步显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维护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挑战。就日本而言，伴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日本不仅患上了“战略焦虑综合症”，而且也在积极利用这一态势。以其与中国、俄罗斯、韩国的岛屿争端为借口，推进日本社会的整体右倾化就是明证。如不能有效控制，可能出现新形势下的“新军国主义”。右翼政客安倍重新执政，以及日本自民党和公民党在日本众议院席位超过2/3，可能造成安倍政权的“为所欲为”，这将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形成冲击，对中日关系也增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目前，日本处于政治转型关键期，安全政策可能“动作走形”。然而，中日两国也都深切地意识到，中日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如何从战略层面思考和稳定中日关系，将是一段时间内摆在中日双方面前的一个重大议题。面对日本的战略趋向，中国应善加应对。其基本战略取向为：

第一，中国大国心态的锤炼至关重要。中国能否以成熟的大国心态应对国际风云变幻，事关中国的未来。成熟大国心态的基本标志是：清晰界定国家利益边界，维护核心利益坚定不移；冷静对待批评，对所涉问题能够展开坦率的讨论；关注其他国家对核心利益的关切，从长远角度看待国家利益。坦率地讲，这样的成熟大国心态在中国尚未形成。中国的总体国际战略仍缺乏长远战略眼光，缺乏宏观目标和具体的可操作性策略，战略知识储备仍显不足，战略心态不够豁达、客观。我们对中国崛起仍缺乏深入的战略思考，对崛起战略设计缺乏清晰的概念，甚至对崛起的国内制约因素考虑不足，对制约中国崛起的国际因素虑及不周。中国核心利益的划定仍不清晰。虽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从‘天下观念出发，将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成负责任和仁慈的大国形象”，然而中国所提出的世界观仍未被很多国家所了解和接受。上述这些因素将从整体上影响中国的对外关系。

第二，以长远眼光处理中日关系。在国家实力发展之际，中国不会允许日本挤占未来的战略空间，或挑战自己的核心战略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应以积极态度处理中日关系，着力开发利益共同点。中国可以通过共同利益的汇聚与制度化稳定双边关系，协调地缘政治立场，稳重对待领土争议，谨慎对待突发事件，更加理性地应对日本的调整和挑战。这主要包括：坚信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基本上取决于中国的发展前景；进一步了解日本的历史进程和未来目标，从而做到知己知彼；既强化中日之间解决历史问题的机制，更要促进面向未来的机制建设；着力加强与日本的非官方交流，以夯实中日关系稳定的民间基础；加强与美欧的技术合作、与东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与发展中大国的战略合作，视之为制衡日本、促使日本加强对华合作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向日本学习现代化成功经验，并吸取其发展历程中的教训，包括处理本币升值、拓展海外事业等。。此外，中国还应与日本建立和完善战略层面的双边交流机制，加强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的互动，促进战略理解。

第三，确立更具针对性的东亚战略。东亚是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地带。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上升，源于国家实力增长及对地区事务的积极参与。中国是东亚安全的重要塑造者，为东亚繁荣提供了重要贡献和经济保证，与地区各国均形成了复合相互依赖关系。随着中国进一步和平发展，中国对东亚安全形势的影响越来越大，各国均在预设中国未来战略走向的基础上，进行前瞻性战略部署。与此同时，中国应明确意识到，东亚一段时间内将处于追求势力均衡（Balance ofPower）的时代。具体地说，美国不是东亚霸主，即使在安全上也需要和东亚国家合作；日本和东盟邀请区域外大国参与地区事务，使得均衡与制衡成为处理东亚事务的基本背景。有鉴于此，中国更应反思中国地区战略存在的内在欠缺，确立更具针对性的东亚战略。针对美日韩加强战略协调、美印关系、日印关系加强等态势，中国亦应调整地区合作的理念。在主导运用双边主义战略的同时，中国需要加强多边战略的运用，以双边促多边，双边为主、多边为辅，通过双边对话推进有利于自身的多边安排，以双边互动防范不利于自身的多边安排。尤其是积极思考促成中美日、中俄印三边协调机制建立的可能性，为中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夯实基础。同时，搭建东亚一体化框架对中国仍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日韩三边合作是东亚地区战略稳定的重要支柱，是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抓手”，着力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促动中日韩三边合作具有重要促动作用。

第四，加强全球议程的倡议能力。随着中国的海外利益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应以把握重点与全面铺展并重，把握重点为首要。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在东亚，那么就应立足东亚（当前中国重心），密布亚太（未来世界重心），放眼全球（尤其着力于亚非拉发展中世界）；全力经营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利用好资源国家，倚重发展中国家；以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为契机，在全球热点问题上发挥更积极作用，借此积极拓展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应更加重视国际合作的议程设置能力，提升全球塑造力。进一步强调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锤炼全球议程设置能力，把握中国在国际合作中的主动权，促使国际合作进入实质性层面，同各国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以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稳定。展望未来，中国应重点关注既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战略导向，尤其要致力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制度化建设，以此为基础冷静解析日本的核心利益关切，力争稳定中日关系大局，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责任编辑：左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