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红涛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从政府的功能切入。就资源配置而言，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纠正市场的不良行为。也就是说，当市场机制失灵的时候，政府要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行使公平合理配置资源的职责。

一、当前在资源配置中政府功能的缺陷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国采取了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虽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越来越淡化，但是，政府配置资源的模式，还没有完全退出。当前经济转型期，在资源配置中政府功能的缺陷，主要体现在政府功能缺位，政府功能越位以及政府功能错位这“三位”上。

1.在资源配置中政府功能的越位

政府行政垄断降低资源配置效率。（1）政府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导致高耗能。中国自然资源并不丰富，但是很多自然资源由政府进行配置，资源价格长期偏低，一些稀缺资源利用效率严重偏低。（2）政府对国企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政策倾向导致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各级政府部门常常以行业管理或维护市场秩序为名，通过法令、政策、行政手段从事各种各样的反竞争活动。这种行政垄断行为，为民企的发展制造了无形的“玻璃门”、“弹簧门”，使得资源配置的天平倾斜于国企和央企，阻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极大地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3）政府对国企相关产品价格的垄断破坏了市场价格规律。这种行政垄断根源在于国企改革的不彻底，使得政企没有完全分开，政府对一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仍未按市场经济的规则加以规制，而是经常受制于某些代表垄断企业势力的特殊利益集团，屈服于某些垄断行业制定和维持垄断高价的要求。造成国企以最低成本获得资源，而以高价售出成品，从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政府寻租活动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性。政府机构本身并不是一个没有自身利益的超利益组织，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政府官员往往将政府的利益异化成官员的个人利益。布坎南等人把寻租描述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1）在现实社会中，凡是短缺并缺乏供给弹性的资源，都存在租金问题。资源的稀缺有些是天然的，如土地、矿产资源，有些是人为的，如政府颁发的许可证、配额、执照、授权书、批文、特许经营证等。天然稀缺下的租金可以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人为的资源短缺则会增加经济活动的成本，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流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常见的政府寻租行为有以下三种：政府的特许权；政府规定、政府的关税和进口配额；政府采购。（2）掌握政府补贴权力的官员可能通过自己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利用分配财政补贴的权力进行设租。过往这方面的案例不少。某些国企，或者是接近权力的非公企业，容易获得政府补贴，但这种补贴是否一定提升企业经营效率，答案至少是不确定的。有些时候，政府补贴帮助粉饰了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有些时候，政府补贴实质上被拥有裁量权的官员和相关企业瓜分。这些现象的出现，容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使得某些企业反而失去了创新和艰苦奋斗的动力，而热衷于投机取巧，在获取政府补贴上下功夫。

2.在资源配置中政府功能的缺位

政府的行政垄断行为造成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这里的垄断企业主要是指国企。垄断的存在将使垄断企业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从而使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产生利润率和工资率的差异、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如电力、石油、电信、自来水、燃气、铁路运输、烟草等行业，它们凭借垄断经营，都有相当高的利润额，其员工均有高工资、高奖金、高福利待遇。

财税体制限制了收入分配资源的再分配。个税体系在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减弱、国家税收的严重流失，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削弱了国家必要的再分配能力，难以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从而加大了贫富差距。

政府行政审批效率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1）前置审批过多，许多行业市场准入需要繁琐的资质和认证，行政审批权下放不到位，如省级政府下放的权力中，属于投资项目审批的仅占1/3，这样，审批流程过多，降低资源配置进度。（2）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未有效解决民营经济“玻璃门”的问题，民营经济进入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依然过高，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公平。（3）部分审批权名义上虽已转移给行业协会，但实质性权力仍在政府部门，而行业协会普遍存在重收费、轻服务的现象。政府行政审批的低效极大地影响和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3.在资源配置中政府功能的错位

地方政府出于利益博弈导致产能过剩误导资源配置。首先，近些年来，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在招商引资时，不仅采取税收减免、土地优惠、财政补贴、降低能源资源价格等措施，甚至不惜放宽环境标准、社保标准，严重扭曲了要素价格体系，带来产能过剩的严峻挑战，误导了资源的流向。如在产能明显过剩的情况下，仍然有16个省（区市）把钢铁、23个省（区市）把汽车作为“十二五”的重点发展产业。其次，现行财政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决策造成产能过剩，误导资源配置。由于我国分税制改革仅仅停留在财政层面上，没有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形成地方政府财政小事权大。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自然倾向于选择那些见效快、利润大、回收期短、增长速度快、能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项目来盲目扩张经济，由此引起重复建设、投资过热，以致对中央宏观调控的抵制。近年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不断攀升的房价，在经过几届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后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政府忽略公共产品供应的失序扰乱资源配置。目前，社会公共产品总体供给不足。在政府财力有限情况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偏好”和“偏向”政策扰乱资源配置。（1）社会公共产品供应失序。对于能增加政府政绩的一些公共产品，呈现出较高的供给热情，如道路、水利基础设施等，不能带来政绩而又能缩小贫富差距的公共产品不愿提供，或提供不足。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2）城乡二元化和中、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分割了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在城乡之间偏向城市，形成了城镇分离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城镇实行的是由政府供给为主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农村实行的是以农民“自我供给”为主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而中西部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供给普遍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endprint

二、政府如何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当前，要纠正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更好地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必须落实以下具体措施：

1.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打破政府行政垄断

负面清单，是打碎民企进入的“玻璃门”的一把锤子。负面清单管理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也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打破计划经济中的行政垄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举措。首先，负面清单管理，意味着实行“法无禁止则准入”的投资自由原则。我国过去采取的是正面清单管理模式，主要是解决允许企业做什么的问题，所以正面清单是可以无限拉长的。而负面管理清单只公布禁止企业做的领域和产业，在管理上可以实现法律未禁止的投资事项企业都可以做，打破了长期以来国家行政垄断导致资源配置不均的现象。其次，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透明的，而且没有弹性，便于监督和防范政府权力的滥用及寻租现象的发生，实现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最后，负面清单管理只列举禁止企业做的事情，往往是一目了然，在负面清单管理条件下，绝大多数的行业和领域都可以使用注册制，而不需要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2.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提高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

行政审批，是我国长期计划经济的遗留物。首先，要解除过多的政府管制和繁复的行政审批手续，放活市场。新一届中央政府分4批取消和下放了3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2013年来，民营和个体企业增长37%，有效推动了民营经济发展，拓宽了就业创业渠道，提高了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其次，淡化政府的前置审批功能，加强事后监管。要组建各类权威性、独立性、专业性的监管机构，通过事后监管维持市场秩序，实现政府追求的社会公平目标，以事后监管为主，完善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最后，同步推进行政审批和监管体制改革。政府改革行政审批，并不是放手不管企业，而是要转变管企业的方式：从行政审批转向市场监管。简化行政审批事项与加强市场监管两手都要抓，在放宽民企市场准入的同时，形成事中、事后全过程的市场监管，从而提高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

3.转变政府职能，矫正公共产品供给

政府职能改变是更好发挥政府配置资源作用的根本改变。政府功能应该从竞争性地方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地方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助推产能过剩，依靠土地财政，与民争利，极大地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首先，必须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以此来限制和约束政府支配资源的不当权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一方面，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权力都需要尽可能简洁地列出单子。另一方面，权力清单必须公之于众，公开、透明。最后，每一级政府，每一个政府部门的权力必须接受公众监督，随着权力清单机制的逐步成熟，根据市场发展的需求，不断地删减政府权力项目，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要具体落实贯彻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必须要给出议事日程单，确定时间期限，中央政府要带头实施，从上至下逐步推进普及。其次，增加公共产品的总供给、调节公共产品的供应配置。一要推进分税制改革。在各级政府之间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科学确定各级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事权和财权，使得地方政府不再追求单纯的GDP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不再将资源配置在投资过热的领域和产业，而将更多的资源配置于教育、社保、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要统筹安排公共产品基本供给。破除城乡分割“二元化”公共产品供给基本制度和模式，以及东、西、中部公共产品配置的不均衡，统筹城乡发展、大中小城镇发展，统筹东、西、中部协调平衡，逐步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统一筹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待遇的新型现代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

4.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功能

首先，清理和取消各种不合理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这些政策导向确实激励了投资，但是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投资过热，过度投资。太阳能光伏产业全面过剩，就是一个典型。要将财税政策放置于宏观调控的大视角范围内，逐步清理和取消不合理的财税政策。其次，推动个税体制改革，利用好财税这个宏观调控的杠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后，保证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增加公开、透明地用于社保民生。自2014年起，央企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再提高5个百分点，收取比例分五类执行。第一类为烟草企业，上缴比例最高，为25%。《决定》指出，到2020年，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要提至30%。但30%并不会是一个终极比例，特别是对一些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来说，这一比例还留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央企红利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将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但从目前来看，央企红利支出用于社保等民生领域需要一个中长期的过程，短期内实施难度比较大。必须要公开这些上缴红利的财政支出，使之透明化、公开化、制度化、常规化。

除了以上措施外，建立法治政府才是保证政府功能正常运行的根本。不管是“大市场，小政府”的说法，还是“划清政府和市场界限”的提议，必须要根据中国国情，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打破“政府万能”的神话，在路径上建立合作互补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稳步发展中国经济。

（作者单位：中共常州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浩 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