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耀辉

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来，对国家安全问题高度重视，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作为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重要概念。他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维护新形势下国家安全的讲话精神，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充分认清国家安全形势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当前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正在不断丰富。以往人们对国家安全领域的认识，局限于传统安全领域，即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全文中，还找不到“非传统安全”这一词组。而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专门论述了非传统安全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不仅提到了“多种安全威胁”，要求“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而且还强调指出，当今世界“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我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逐步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当今世界既存在传统安全问题，也存在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且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蔓延至各个领域、各种空间，并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等产生了重大影响。鉴于此，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2]因此，我们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又要重视非传统安全，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正在发展变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2012年12月15日至16日，习近平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依据习近平的相关思想强调指出：“从国际环境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党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发展，做出的一个新的重要战略判断，习近平对此问题也多次强调。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的新变化，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等诸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国际金融危机触发了国际体系的持续裂变。国际金融危机发生6年来，对世界经济格局以及政治、安全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至今仍在延续，美国、欧盟等陷入重重危机，捉襟见肘，经济复苏乏力；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对西方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产生重大冲击，非国家行为体大量涌现，并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在这个大变局下，国际体系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度调整时期，各种国际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围绕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斗争十分激烈，局部动荡和武装冲突频繁发生。随着我国国家利益快速向海外扩展和延伸，我国安全和发展，已经同外部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际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波及我国，且影响仍在持续，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同时，国际和地区局势动荡，非传统安全威胁正在传导至我国，已经对我国安全和发展构成了威胁；国际市场、海外能源资源和战略通道安全，以及我国的海外利益安全问题凸显。由此可见，安全形势的变化，是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突出表现。

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面临新形势新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增大了我国巩固周边战略依托的难度。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被视为对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进一步充实和军事体现。美国于2011年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2013年6月2日，美国防长哈格尔在香格里拉防长对话会上高调宣布：“除了上次说的60%海军力量将在2020年前部署至亚太地区，空军力量的60%也要部署在这里。”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了日本、韩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意在强化美国与上述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进一步对中国实施战略遏制和战略围堵。奥巴马的此番活动，不仅是为了巩固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群众基础”，而且也是为了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在一些军事盟国进行的动员工作和力量部署。亚太“再平衡”战略剑指中国，客观上增大了我国巩固周边战略依托的难度。二是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局势充满变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形势日趋复杂，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大。对于朝鲜半岛问题，我国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和一贯的。2013年4月6日，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电话时指出：“朝鲜半岛是中国近邻。我们反对任何一方在这一地区的挑衅言行，不允许在中国的家门口生事。”2014年2月17日至20日，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访问朝鲜，他强调：“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决不允许半岛生战生乱。”此外，近年来，美国舰机频繁对我实施抵近侦察，日本右翼势力猖獗，中日围绕钓鱼岛的对抗时有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三是中亚地区“三股势力”活动猖獗。国际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活动猖獗，并正在传导至国内，给我国西北边境地区乃至内陆地区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分裂势力不仅在新疆制造严重暴力恐怖事件，而且在新疆以外也频频滋事。2014年3月1日，在昆明，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了严重暴力恐怖事件。4月30日下午，在乌鲁木齐市火车南站站外发生了一起爆炸案件。5月22日在乌鲁木齐市再次发生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并导致31人死亡，伤96人。这几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我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予以强烈谴责。四是我国海上安全环境更趋复杂。我国是世界上尚未实现完全统一的大国，也是同周边多国存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的大国，我国海洋方向已集主权、安全和发展问题于一体，其安全问题更为复杂。五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近年来，西方大国不断加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力度，不断加大对我意识形态领域进攻的深度，不断加大对我实施和平演变的强度，不断加大对我政治制度瓦解的频度，并把矛头对准了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青少年。境内外敌对势力把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作为西化、分化、寻衅滋事和扩散升级社会矛盾的重要渠道。此外，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种分裂势力加紧勾结，其分裂活动呈愈演愈烈之势。所有这些都给我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增加了新的难度。endprint

二、深刻认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国家综合安全问题的根本看法。它反映了国家对安全形势的基本判断，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总纲领。确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前提，是构建国家安全理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基石，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保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

人民安全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宗旨。在社会主义中国，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党的利益历来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为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在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不懈努力。人民安全是人民解放、百姓安居乐业的基本前提。党要坚持和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必须把人民安全放在第一位。国家安全就像空气和水，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与我党的宗旨是高度一致的，与党维护人民安全的理念和实践是高度契合的。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就能正确把握维护国家安全的方向，确保国家安全的性质，也就抓住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龙头。

政治安全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根本。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确保这一制度的安全，是最大的政治安全，也是我国安全的根本。中国近代任人宰割的屈辱史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以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和政权安全等政治安全为根本。

经济安全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一些西方国家的破产，或政府关门，或缩减民生和防务经费，对这些国家的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苏东剧变以及乌克兰、西亚、北非等地的动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所在国的经济出了问题，所在国的民生出了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是国家安全的根基，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历史上，所有国家的兴衰都无情地印证了这一规律。

军事、文化、社会安全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保障。军事安全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军事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已广为人知。但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只是在近年来才引起人们的重视。有一种入侵叫文化侵略。如果说军事入侵是赤裸裸的，是刀光剑影的，那么，文化入侵则是没有硝烟的，是静悄悄的，是潜移默化的，而且它往往披上美丽的外衣，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但文化入侵的对象是全体国民，俘获的是民众思想，动摇的是民心根基。而社会安全则涉及各个民生领域，关乎民众安全。社会安全失稳，社会秩序就会失范，国家就会动荡。因此，军事、文化、社会安全，都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保障，在国家总体安全中占有重要地位。

国际安全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依托。当前，国际形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稳定的基本态势，但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局部动荡频发，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世界依然面临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威胁，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多变性进一步增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又与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日益紧密，我国必须把维护国际安全，作为维护国家安全重要的外部安全依托。因为我国的安全和发展离不开周边安全以及国际安全。我国既要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要以自身安全和发展，来维护和促进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

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习近平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1]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必须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必须以“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为牵引。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蒙受了外国侵略和内部战乱的百年苦难，深知和平发展的来之不易、深知安居乐业的弥足珍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目标，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中国不可能持久安全，“落后就要挨打”，这是铁律。通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基础，引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发展方向；没有国家安全，中国也不可能发展，通过坚持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安全保障。

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即既要重视内部安全，又要重视外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要重视国土安全，又要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又要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要重视发展问题，又要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要重视自身安全，又要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1]endprint

必须充分发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映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201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对国家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党、国家、人民和军队捍卫国家安全的一贯意志、坚强信心和坚定决心。此次会议明确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使命，提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展工作需要遵循的原则，即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习近平还明确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要求，即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正确指导下，有全国各行各业的支持，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定能担负起领导国家安全的重任，有效发挥其在维护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组织领导、战略运筹、战略指导等方面的功能，为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保证。

必须有效发挥军事力量战略功能。国家安全的综合性，决定了国家安全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由此决定国家安全问题需要以综合手段来应对。如经济安全问题，不仅可用经济手段来应对，也可以结合运用其他手段来应对。从实践上看，用综合手段应对单一安全问题，或应对复合安全问题，其效果要明显好于单一手段。当采用其他手段应对国家安全问题时，军事力量通常发挥后盾作用。但在穷尽众多非军事应对手段后，仍不能处理国家安全问题，此时，军事手段就成了维护国家安全的保底手段。军事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功能，主要体现在营造态势、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等方面。一旦国家安全特别是主权安全、制度安全、政权安全、发展安全等出现重大问题，国家在运用其他应对手段无效的情况下，可以依法运用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运用军事手段，既可以通过营造态势来预防安全危机的发生、蔓延，当国家安全面临战争威胁时，又可以通过军事威慑遏制战争。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则可以运用军事力量，打赢战争，以维护国家安全。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N].解放军报，2014-4-16.

[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解放军报，2012-12-17.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彭安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