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彬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别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

一、引言

依据传统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资产的预期投资收益率等于无风险利率与资产的风险补偿率之和。在CAPM理论看来，公司资本成本仅与公司的风险程度有关——公司风险越大，公司的资产所要求的回报率也就越高，公司股票的资本成本也是如此(Sharpe, 1964)[1]。之后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其他因素也可能对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产生影响，譬如公司规模、财务杠杆等，然而基于风险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对上述现象并没有很好的解释。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研究工作起初仅局限于公司内部因素，较少扩展到公司外部环境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随着研究的进展，学者们开始尝试将监管政策、治理环境等纳入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研究中。La Porta等人的一系列研究表明治理环境、法律保护的异质性均会对公司融资等财务行为产生影响。在投资者利益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形下，公司投资者愿意为公司的证券支付溢价，这使得公司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完成资金筹集(La Porta et al., 1997)[2]。

沈艺峰和田静(1999)[3]是国内较早研究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学者。他们采用Modigliani和Miller的“平均资本成本法”对上市公司中的百货板块进行了实证研究。之后，随着La Porta等的一系列有关治理环境影响公司财务行为的观点被迅速接受，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到公司资本成本与治理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沈艺峰、肖珉和黄娟娟(2005)[4]发现，随着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措施的强化，我国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出现了逐步降低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