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李铁夫是朝鲜共产党早期党员，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国际主义战士。他来中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天津市委书记等职。在王明推行“左”倾错误路线时期，李铁夫因多次写文章批判王明“左”倾错误，被诬为“铁夫路线”、“取消主义”，并在党内发动了反“铁夫路线”的斗争，使李铁夫受到残酷打击，被割断了与党组织的关系。1935年底，上级党组织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不久，又任命他为天津市委书记。1937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延安，时年36岁。

两度流亡在上海

李铁夫（1901—1937），原名韩伟键，1901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南道洪原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起在家乡上小学，1914年高小毕业，同年到朝鲜京城五星中学读书。五星中学是朝鲜爱国主义者所办的学校，许多师生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同统治朝鲜人民的日本侵略者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反日斗争的时代激流中，李铁夫置身于爱国反日斗争的行列，积极参加和组织爱国学生的反日活动，在斗争中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1917年，李铁夫毕业于五星中学，旋即考入朝鲜京城医学专门学校。在此期间，世界革命发生了重大变化。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李铁夫，与当时朝鲜独立运动的老前辈秘密取得联系，在学生中进行组织动员工作，推动了学生运动的发展。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反日独立运动。李铁夫和其他爱国志士组织成立了学生独立运动总指挥部，领导和参加学生、市民集会游行。他向群众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要求朝鲜独立的爱国主张，并带领群众高呼“朝鲜独立万岁！”等口号。日本反动当局急调警察前来镇压，李铁夫义愤填膺，不畏强暴，高举着朝鲜国旗，率领爱国青年同日本警察进行英勇搏斗。在这场搏斗中，表现了他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爱护同学的诚挚感情，也初次显露出他的组织指挥才能，因而颇得爱国青年的敬佩和推崇。

旋即，朝鲜“三·一”运动遭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日本警察署下令通缉李铁夫。反动当局派出大批警察，荷枪实弹，四处搜查，便衣特务，暗设罗网。在这种情况下，李铁夫无法在国内进行革命活动，被迫于1919年4月离开朝鲜，经苏俄流亡到中国上海，在新大韩新闻社当编辑。李铁夫初到上海，本想联络朝鲜爱国志士，发展进步力量，在上海建立一个朝鲜独立运动的基地。但当时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一个异国的青年试图建立朝鲜独立运动的基地，是很困难的。

李铁夫几经奔波，计划仍未能实现，乃于1920年秋离开上海，秘密潜入日本东京，在京都帝国大学医科学医。10月，李铁夫在日本与留日的朝鲜学生金世渊等，组织了秘密革命团体——共产主义研究会，进行革命斗争。后来他考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在那里，他一面学习学校规定的课程，一面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已经广泛传播，李铁夫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及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介绍日本工人运动和河上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积极参加该校的反军训斗争。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实际斗争的锻炼，李铁夫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坚信马克思主义真理，决心献身于祖国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

1924年，李铁夫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到阔别数年的朝鲜，经友人介绍在京城《东亚日报》社当记者。《东亚日报》是当时的一个朝鲜爱国人士创办的，在朝鲜国内颇有影响。李铁夫获得记者的公开身份，有利于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他联络朝鲜的共产主义者，积极促进反日民族斗争的发展，并从事创建朝鲜共产党的活动。1926年春，李铁夫加入列宁主义同盟。同年，在朝鲜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后来，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1928年李铁夫再度流亡到上海。

革命斗争中成长

李铁夫到上海后，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分配到华北地区做党的工作，先后担任过北平反帝同盟党团书记、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

那时，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平津党的地下组织多次遭到破坏。在北平的大街上，时有所谓“政治犯”背上插着“斩决”的牌子，被押往天桥枪决。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像李铁夫这样一个外国人，连中国话都说不准确，对华北的风土民俗又不熟悉，工作起来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但具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勤恳的工作态度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李铁夫，同华北党组织的同志们并肩战斗，历尽艰险，终于为党在平津两地的地下工作初步打开了局面。他为了对付敌人的盘查，自称姓杨，是福建人，经常身穿长袍，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斯斯文文，俨然一派学者风度。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刻苦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汉语水平提高很快，后来不仅能用汉语写政论文章，而且还能吟诗作赋。

1931年秋，李铁夫任北平反帝同盟党团书记。1932年9月后，李铁夫先后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当时正值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党的有些组织对于党内斗争缺乏正确方针，对人的处理缺乏慎重态度。李铁夫对此深感不安，认为这种作风非但不能使犯错误的人受到教育，而且会使坚持正确意见的人受到错误的处理，造成冤案。他对人的处理非常慎重，不是片面相信一个负责人的报告，而是首先从报告中发现反面的问题，然后向作报告的人进行详细询问，再同发生问题的人谈话，征求他对领导，尤其是直接和他发生关系的负责人的意见，最后再去找第三者加以旁证，然后才作结论。这样做不仅正确地解决了某个人的问题，而且从中发现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缺点、错误；不仅可以使犯错误的人得到教育，而且改进了领导者的工作作风。当时与李铁夫一起工作过的人，对他那种严肃认真，对同志负责的态度是十分敬佩的。

李铁夫在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时，十分重视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他认为当时党内热心工作的同志不少，但是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人不多。如果不提高广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就难以担负起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因此他主张党的队伍要精干化，要加强理论修养。他曾对一位党的干部说：“河北省委要是有十几个像样的、懂得马列主义的人，就能使河北省的斗争形势出现一个新局面。”

1933年5月18日，李铁夫代表省委在北平出席反帝同盟党团会议时，不幸被捕，关押在北平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受尽百般折磨。但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和党的秘密，而且还时时关心着党的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当时他在监狱里见到刚被捕的地下党员郑依平时，第一句话就问：“党组织是否有新的破坏？”他这种关心党、爱护同志的崇高精神，使难友们深受感动。

不久，李铁夫被解送到南京监狱。当时在南京进行革命活动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的朋友们和中共党组织的一些同志，获悉李铁夫被捕入狱的消息，便积极进行营救。是年7月15日，李铁夫被保释出狱。

李铁夫出狱后，即回到北方找党组织，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河北省委。省委决定对他在狱中和出狱后的情形进行考察。党组织告诉他，在考察期间，他可以向党报投稿，可以对党的反帝斗争、文化运动等工作提供意见，可以检查各文化团体办的刊物。李铁夫一如既往，仍忠心耿耿为党工作。

1934年初，党恢复了他的党籍。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他住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楼附近的朱家胡同一个裁缝铺里。党组织还指派中共地下女党员张秀岩和他“同住机关”，以掩敌人耳目。张秀岩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南开中学教师，在党内担任天津市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他们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感情。张秀岩认为，李铁夫作为一个朝鲜人，远离故土来到中国，为中国革命忘我奋斗，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奉党指示与他“同住机关”，那就有责任关心他，照料他。于是这位曾多次拒绝名门贵族、少爷公子的求婚，长期过独身生活的张秀岩，不久便同李铁夫结成革命伴侣。

批驳“左”倾的错误

1933年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高潮时期，在那时，华北党组织遭到一次又一次的严重破坏，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李铁夫深感痛心。他出于对党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在1933年11月到1934年2月初，先后写了《关于党内问题的几个意见》 《关于目前整顿组织的几个意见》 《关于官僚主义的严重性》 《蓝衣党的本质及其前途》 《“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动性》 《群众代表和民主主义问题》 《党内斗争和自我批评》 《转变基础和反关门主义的问题》 《关于〈省委前线党工作报告的总结〉的检讨》 《反帝运动不开展的原因是什么》等10篇文章和意见书，并把这些文章和意见书先后交给了河北省委，对有的文章还要求在省委的刊物——《火线》上发表。在这些文章和意见书中，李铁夫充分阐明了自己对王明“左”倾错误及其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意见，着重指出了党在白区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由于历史的和认识的局限性，尽管文章中也存在一些缺点，但它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是揭露和批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他提出的意见同王明错误路线是针锋相对的。

第一，关于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问题。“左”倾冒险主义者无视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要求白区党组织实行“进攻路线”，要求无条件地、经常地组织总同盟罢工，举行集会，乃至武装暴动。

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李铁夫，从实际出发，主张党的组织应该深入群众，隐蔽起来，做长期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在革命的主观力量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如果急于求成，盲动冒险，结果会事与愿违，暴露了自己的力量，实际上等于向敌人告密，这种“暴露政策”对党的危害性是非常严重的。他说：“每次斗争失败后就检讨，总是说，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政治上取得了很大胜利，政治影响扩大了。”“是真胜利了呢，还是假胜利了呢？好多同志被捕，闹得群众都害怕，算算账到底上算不上算？”

李铁夫说，我们应该注重日常斗争，日常斗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当前的迫切要求”。他指出：“每个共产党员群众工作的出发点，必须具体地抓住群众当前的迫切要求（这才是群众斗争的爆发点，同时也是党和群众的接触点）是什么，和他们打成一片（绝不可用家庭教师的态度），拥护他们日常斗争的利益，和他们商量（始终在德漠克拉西基础上），把他们的要求归纳起来，统一起来，发动斗争，推动斗争走向更高阶段。”他说，如果只高喊“拥护苏联”、“拥护红军”等口号，而不了解群众当前最需要的是“反对克扣工资、反对开除，要求罢工自由、抗捐税、抵制日货、反日反国民党等斗争”，结果“脱离群众走向盲动”，“常常是除帮助敌人之外，没有什么得到的”。

第二，关于所谓“北方落后论”问题。“左”倾冒险主义者不懂得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他们认为，既然南方能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进行革命战争，北方也同样能够做到。

李铁夫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北方的群众“在长久的封建专制之下的关系，他们还不十分相信自己的威力”，“离开党的指导的关系，还不能抓住自己的出路”，“一般还没有达到有目的、有意识、有组织的行动的阶段，至少在华北……其革命化的程度还是很迟缓的”。李铁夫的正确意见被“左”倾冒险主义者诬为“北方落后论”，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无情的打击。

“左”倾冒险主义者主观地认为，“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现在是明显地提到全国党的前面”，“苏维埃运动的烈火，在黄河流域的平原上燃烧起来”，创造河北新苏区的“实际任务”已经“摆在议事日程中”。李铁夫反对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创造新苏区这一事并不是今天决议了明天就能实现的那样容易的事”，“也不是只由于客观条件的存在而马上可能”实现的事。他指出：他们只“看见帝国主义瓜分政策的加紧，国民党军阀的继续出卖及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急遽崩溃，反帝反国民党浪潮的高涨等客观的条件，而就认为群众已经是革命化……群众已经是有了夺取政权的决心等等”。他认为这种对形势的主观主义的估计，是导致机会主义错误的先导。

第三，关于斗争策略问题。面对强大的敌人和复杂的斗争形势，李铁夫主张党必须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要“临机应变”，有进有退，不能“千篇一律”地按“主观公式”去领导群众斗争。他说：“我们在每个斗争（中），不但要会进攻，而且要会退却。必须根据各个斗争的具体形势，正确估计采取哪一方面才能有利于组织及扩大群众，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斗争意识”。他批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政策的运用上，不能很灵活地临机应变，而是老是为符合主观公式的，千篇一律都是原理的东西，并且对于某一行动，往往是估计到胜利的一面，而几乎忘记失败时的打算”；他们“不顾具体形势如何，拒绝一切的妥协，主张连最后一个人都牺牲，那完全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牺牲主义行动，是共产主义者不可采用的禁物”。

第四，关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政策分歧问题。河北省委为了加强党在同盟军的工作，组织了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柯庆施任书记），同时从各地动员了一批干部和工人、学生党员参加同盟军。李铁夫主张党在同盟军中，在搞好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还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到基层，把干部和党员分配到各部队中去做士兵工作，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发展革命力量。如果我们做好了下层工作，就可以防止上层分子的动摇和叛变，即使他们动摇和叛变了也可以减少损失。在对待同盟军上层人物的政策上，李铁夫主张采取团结、争取共同抗日的政策，在处理同盟军内部矛盾问题时，要服从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任务。可是“前委”的某些领导人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提出一些“左”倾错误口号，致使党在同盟军和基层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总结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前委”的主要领导人单纯强调敌强我弱的一个方面，对于“前委”领导在政策和策略方面的经验教训总结得不够。李铁夫对此提出过意见。他说：“闹革命时，敌人的力量总会是大的，要抗日，日本侵略者就要打你；失败了之后，把失败的原因仅仅推咎于敌人力量强大，强调客观，不检查主观上的错误，称不起是总结。”

第五，关于白区群众团体的政策问题。“左”倾冒险主义者企图把群众团体变成“党直接统治之下”的“第二党”，强调各地群众组织应该成为阶级的革命的赤色战斗组织。李铁夫指出：“这种现象，在组织上是‘立三路线时代所谓‘行动委员会变相的存续”，他主张要把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严格区分开来，“这些群众组织的形态，决不和党的组织形态一样，而当然是各种各样的性质和形式的东西”。他说，党必须经过党团组织的“核心作用推动群众自动的执行党的路线”，“问题是不在领导机关的把持，而是如何使群众自动的拥护我们的问题”。李铁夫认为“左”倾关门主义严重地妨碍了党与群众团体的密切关系。他说：“目前党和群众之间主要的障碍物之一，是党内的‘左倾空谈和盲动主义。”对“每个空谈、妄动、关门主义，必须要彻底的开展党内斗争是我们当前的任务。”

综合上述分歧，李铁夫认为，“现在中国革命的危险不在客观条件如何，而在党主观条件，因此，需要整顿主观力量，争取真正布尔什维克化”。

遭受到“无情打击”

李铁夫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尖锐批评，反映了河北省委一部分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对王明错误的抵制。他的文章和意见书曾在河北省委一些负责同志中传阅过，不少同志认为他的意见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表示拥护和支持。

李铁夫向党组织阐明自己对党的路线、政策的意见，既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又表明了他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然而他的意见却招来了一场反“铁夫路线”、反“取消主义”的错误斗争，并把这一斗争作为全党性的“反右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李铁夫受到了残酷打击。

1934年2月，临时中央驻北方代表看到了李铁夫的文章，十分恼火。他根据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精神，认为李铁夫的意见是露骨的仇视党的言论，是反党反中央的号召，是新形势下右倾取消主义的标本。于是，他当即采取了错误做法：一、指示河北省委，不准在《火线》上发表李铁夫的文章，已经编印出来的文章，也必须立即抽出；二、立即向临时中央汇报这一情况，并将李铁夫的文章抄送中央审查；三、与省委负责同志谈话，指示省委立即召开省委会议，讨论李铁夫的问题。初时，河北省委一部分负责同志，仍然认为李铁夫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不同意中央代表对李铁夫的错误指责，认为中央代表在许多地方误解和歪曲了李铁夫的意见，并批评中央代表禁止发表李铁夫文章的做法是压制党内民主的错误行为。省委组织部负责同志在2月23日给中央写了报告，要求中央允许发表关于反对所谓“铁夫路线”的正反两方面的文章。天津市委在讨论李铁夫问题时，也有人要求省委公布李铁夫的文章。但是这些正确意见，被中央代表斥责为“自由主义”、“调和主义”而遭拒绝。

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下的党中央，党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对党内一些不同意见、不积极拥护和执行“左”倾方针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央代表在给河北省委的信中，一方面严厉批评了省委个别领导同志在“铁夫问题”上的“两面派态度”，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腐朽的“自由主义”等等；同时，系统地批判了李铁夫文章中的所谓“右倾取消主义观点”，认为李铁夫的文章实质上是“有系统的取消主义的政纲”，是目前新形势下河北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动摇的“最主要、最明显的代表”。信中号召各级党组织要集中火力反对“新取消主义”的思想与反党的行动，反对“新取消主义”的拥护者及辩护者，克服对于取消主义的腐朽的自由主义。这封信，同时抄送临时中央，以取得中央的支持。

中共河北省委在中央代表的错误指示下，于1934年3月和5月，先后作出了《关于反对铁夫同志新的取消主义的决议》和《关于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决议》。《决议》中说，李铁夫“偷运托陈取消派和罗章龙、张慕陶右倾的私货”，“运用过去一切反党派别的武器、反党的战术、策略到党内来”，“继承着退却的罗明路线，形成了新形势下的新取消主义”，“现在已发展公开取消中国革命，取消党的到时候革命任务”的反党地步。说李铁夫的《意见书》是“向党进行最恶毒攻击”，它“暴露了铁夫路线的阶级本质”，“党不能容恕、不能容留这种与党不能并存的思想和行为”。《决议》号召党要坚决集中火力打击取消主义者反党的一切企图，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从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彻底去揭发一切机会主义。还说，无情地不调和地开展反“铁夫路线”斗争，这是巩固党，争取党在一切工作战线上布尔什维克化转变的非常重要而紧急的战斗任务。这样，在中央代表的压力下，河北省委错误地发动了反“铁夫路线”的斗争。

在河北省委开展反所谓“铁夫路线”的斗争中，1934年3月30日，临时中央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又发来了指示信，信中说：“中央以十二万分的坚决态度，同意中央代表对李铁夫的批判和对他错误严重的正确估计。”中央认为：“李铁夫在挽救党的危机的旗帜下所提出的政纲便是在目前革命斗争阶段上右倾取消主义的标本，铁夫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党的各个基本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贯的右倾取消主义的系统，反国际和反党的路线。”指示信还提出：“必须给铁夫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停止其一切领导工作。”并株连了一批曾赞同李铁夫意见的同志和对批判李铁夫不满意、不积极的同志，要对他们进行坚决斗争乃至组织处理，要求在河北全党内开展积极残酷的斗争，必须把这一斗争在党团、工会开展起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在3月底刊登了《中央致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的信》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河北省委的信》，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在5月至6月份也连载了《中央驻北方代表给河北省委的信》。这样，就把所谓反“铁夫路线”的斗争，从河北地区扩展成为全党性的“反右倾”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使反“铁夫路线”的错误斗争达到了高潮。

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于5月和6月先后被迫作出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临时中央和中央代表的意见，决定给李铁夫以最严厉的警告，停止他的领导工作；并警告他，如果坚持错误，将要考虑他的党籍问题。决议认为“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存在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指责前省委几个负责同志在“铁夫问题”上采取了“调和主义”和“两面派”的态度，决定对“铁夫路线”忠实的拥护者与执行者，对整个同意与拥护铁夫意见的同志给予处分。决议要求“立刻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间去，不让一个党员站在斗争的外面”。

由“左”倾临时中央发动领导的这场反对所谓“铁夫路线”的错误斗争，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使李铁夫和河北党内一大批有实际经验的干部受到严重打击，李铁夫被割断了与党组织的联系。李铁夫遭受如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后，精神上蒙受了极大的刺激。他说，一个共产党员与党失掉了联系，是何等痛苦啊！但是铁骨铮铮、襟怀坦荡的李铁夫，并未因此而悲观失望。他以“仰望光明”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坚信正确一定能够纠正错误，光明面一定能够战胜阴暗面，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继续坚持为党工作。

“铁夫同志是英雄”

1936年春，刘少奇到了天津，任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按照党的瓦窑堡会议精神，着手纠正“左”倾错误，确定了党的正确路线。上级党组织已于1935年底恢复了李铁夫党的组织关系，1936年春，任命李铁夫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所谓“铁夫路线”问题，实际上也初步得到解决，这对于长期受王明错误迫害的李铁夫来说，如同拨开云雾见青天。他情绪异常兴奋，壮志更加旺盛地挑起党赋予的重任。

1937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李铁夫作为白区代表，同彭真等先后到延安参加会议。在会上，李铁夫作了两次发言，批判了白区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并请求中央对他的历史问题和所谓“铁夫路线”作出结论。彭真曾为李铁夫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李铁夫没有问题。张闻天代表中央在这次会上宣布：“铁夫同志是忠于党的。”

会议期间，李铁夫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党中央考虑到他长期在白区工作，积劳成疾，身体不佳，会议结束后，决定留他在延安工作。但不久，李铁夫患了伤寒病。养病期间，他还勉励戴元毅说：“我们在白区学习条件很困难，现在来到延安，等于回到了家，要好好学习，把头脑武装起来，好给劳动人民做点事情。”

1939年7月10日，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了十个春秋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李铁夫，不幸去世。

在李铁夫的追悼会上，执行“左”倾路线的前河北省委负责人仍说：“铁夫同志在路线上犯过错误，但是他的组织观念是很好的。那时尚未进行延安整风，许多人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故仍认为李铁夫犯过路线错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大家提高了认识，李铁夫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李富春在延安对李铁夫的爱人张秀岩说：“中央明确作了结论，铁夫同志的问题，只是个意见书，不是反党路线，意见书的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李铁夫反对王明“左”倾错误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华北党对于临时中央的冒险路线曾有尖锐的反对意见，其领袖是李铁夫同志。”毛泽东还说，有两种人，“一种是夸夸其谈，随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另一种人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与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铁夫同志是英雄、有豪气！”刘少奇对张秀岩说：“铁夫是个好同志。”

1945年6月，中共中央为李铁夫同志立了墓碑。历史证明，李铁夫的一生，是为革命事业战斗的一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