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严密的监察制度，也有作用消涣的时候。譬如，清朝的监察制度是比较细密的，然而好多大案要案露出丑恶面目来，则与监督机构没有什么关系。最明显的是“王亶望案”。

王亶望的案子引起乾隆的注意，并不是各路御史奏报、弹劾的结果，而是与阿桂、和珅在甘肃平定苏四十三作乱有关。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甘肃省河州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民起义。经过几次交战，官兵损兵败北不能速胜。乾隆很生气，撤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的职。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主动向乾隆上奏，说现在正是用兵之际，军费紧张，自己乐意把平时积攒的4万两廉俸银贡献出来，“以资兵饷”。乾隆皇帝见王廷赞一出手就是4万两银子，觉得奇怪：仅仅一个藩司（布政使），家计怎么那么充裕？是不是和捐监有关？

清代的藩司是总督、巡抚的辅助官员，俸银、养廉银合在一起每年不足万两。尤其甘肃，偏远贫瘠，所得与富庶之地的布政使有差距。因此说，王廷赞无论如何也捐不出4万两私银。

于是，乾隆皇帝传谕大学士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严密访查王廷赞，看他是否染指捐监一事。

所谓“捐监”，就是允许一些有钱有粮的人通过捐粮换取“监生”资格，并可以应试入官，称“监粮”。捐交的谷粮，遇到灾荒用来赈济灾民。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当时的陕甘总督勒尔谨奏请，甘肃地瘠民贫，需要在辖区内实行捐粮为监。乾隆同意了勒尔谨的意见，并派出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前往甘肃主持捐监。王亶望在乾隆眼里属于“能臣”，有在甘肃工作的经历。王亶望到任后，向勒尔谨建议各州县都可以收捐，这样可以解决内地粮仓储备不足问题。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王亶望赴任已经半年了，他向乾隆帝汇报了甘肃省的“捐纳”情况：到九月底止，已有19017余人前来捐纳，共收得粮食82.75万余石。乾隆皇帝肯定了王亶望的工作成绩，说他“承办认真”。实际上，王亶望所谓的80多万石粮食只是个虚数，粮仓里一粒也没有。不久，勒尔谨又上奏，称甘肃省雨水稀少，连年大旱，需要大量的粮食赈济百姓，希望皇帝准许把粮食折成银两。

经此，甘肃这个不富裕的省份，就成了那里官员的“富贵乡”，民间的捐银巧妙地变成私有财产，自总督以下都有份，自然王亶望得银最多。最后，甘肃全省各级官员，“上下勾通一气”，毫无忌惮地侵吞国帑民膏。

由于捐监有功，乾隆四十二年，王亶望升迁为浙江巡抚，由王廷赞接任布政使一职。王廷赞“知其弊，不能革”，甘肃一如从前，集体贪赃枉法。

实际说来，“甘肃贪污大案”的查处，并非单纯因为王廷赞捐银4万两一事。那件事不过提醒皇帝，甘肃捐监可能有问题。实际上，原任布政使王亶望的奢靡生活，乾隆一直印象深刻，也常有所思，但没有证据。真正使这件“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启动大范围调查程序的，是大学士阿桂与尚书和珅初入甘肃时的报告。和珅奏折说入境即遇雨，阿桂也报告军队经常遇雨，道路泥泞，难以速进。一个“雨”字，使乾隆的怀疑之情有了涌泻的突破口，因为甘肃省的报告向来称少雨大旱，需要赈济。乾隆看了阿桂他们的报告很感慨，“可见该省亦并非竟少雨泽，人言俱未足信”。传谕阿桂、李侍尧确切访察。阿桂、李侍尧奏报了王亶望等令监粮改输银及虚销赈粟自肥各种情况，甘肃的弥天大案才揭开了暗幕。乾隆表态：“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王亶望处斩刑，王廷赞处绞首，勒尔谨赐死；贪污数万两的巨犯斩首56人，免死发遣46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

以“丑闻”论，严厉的清王朝竟有这样的黑幕，对乾隆未必有利；可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说，乾隆皇帝此举不仅维护了统治，也使人认识到他的睿智和聪明。这比把丑恶遮盖起来不让人知道，强了不是一点半点。可惜后来这位皇帝处理贪污案时态度不再这样坚决。

此案留给后人的疑问也不少。比如，严密的监督制度为什么对此案没有任何监督？所谓监督，对高官能起作用吗？

（选自《历史挖的坑》/李恩柱 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3年1月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