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仁堂抓戚本禹

1968年初，那时中央经常在怀仁堂开碰头会，天天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准备出版本）的文章，但几次未见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来参加会。1月13日晚，江青的警卫孙占龙来到警卫值班室神秘地对大家说：“诸位，请出去一下，我打个电话。”在值班室的人无奈地离开了值班室，我在此工作10多年，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我到大厅去了，见到江青披着衣服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后来和总理又到西休息室去了；我赶忙去西院把哨兵往南移了一下位置，我对哨兵用手指西休息室让他注意首长在里面开会。刚从西饮水处门进来，看到总理卫士乔金旺同志在门外，用手捏着总理的药盒，咕嘎咕嘎地响。江青听到响声出来了，见到乔金旺就发脾气：“我们走到哪里，你们跟到哪里，干什么？！”吓得乔和我赶紧走开了。

这时汪东兴见到我，对我说：“华方治（用手往下一按）知道吗？”我答：“知道。”我知道什么？我只感觉气氛紧张，像有大事要发生。至于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他又说：“你到小休息室后边，别跑了啊！”我说：“是。”就到小休息室后边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小休息室里边嚷嚷起来了，紧接着门开了，看到警卫参谋陈银德和科长高云江架着铐着双手的戚本禹。戚大声对姚文元说：“姚文元同志，请你代我问江青同志好。”戚被推进一辆上海牌小车开出了怀仁堂。

紧接着周总理、杨成武代总长召集怀仁堂警卫服务人员在东休息室开会。总理首先问：“你们谁是负责人？”我指警卫科长丁钧说：“丁科长负责。”丁科长又指我说：“华大队长负责。”总理一看我们互相推就说：“你们两人负责吧。”又说：“今天的事你们都看到了，不管看没看到，看到了要绝对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对外不能说，对你们领导也不能说，对家里人也不能说，只要中央没公布，你们就不能对外说，要以党性来保证，你们听清了吧？”我们齐答：“听清了。”

杨代总长又强调说：“你们一定要按总理指示的去做，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

接杨成武住地警戒

1968年3月23日晚，我在五中队蹲点，部队已熄灯就寝，突然通知让我去团会议室开会，会上何振才副团长传达说：“杨成武犯了错误，中央决定让我们接他住地的警戒，由卫戍区一师陈师长负责移交，干部大队五中队抽出一个区队由华方治负责前去接受。”我回五中队很快集合了一个区队带上了洗漱用品，乘卡车到了什刹海前，部队下车，陈师长已先到了。陈领着何副团长、狄福才副政委，我们到每一哨位接了哨，当时交方连长表现情绪不好，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接着又让警卫员交出武器，交接较顺利。当各种交接完毕时，王新亭副总长、邱会作、李作鹏在大门外问：“警戒交接完了吗？”答：“完了。”他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去杨成武的楼上，让杨到大会堂开会，杨大骂邱会作、李作鹏没有良心，当初他是如何保他们来的，杨被催着往外走，杨的小女儿抱着她爸的大腿不让走，最后被拉开，杨随王、邱、李上车去大会堂了。

家里由军委办事组派人清点文件，让杨的夫人、孩子和工作人员都集中在大会客厅里。这时杨夫人由两个孩子搀扶着在大厅走来走去，大骂这是军事政变，从大厅出来指着我骂：“你们搞政变，将来没好下场！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决不会轻饶了你们！”她女儿说：“妈，别骂人家，他们是执行命令。”

这时她大女儿说：“我有关节炎，没穿袜子，能否让我回宿舍拿袜子？”我答应了她的要求，派两个战士随她一起取回袜子。杨的女护士、厨师带领大伙呼口号，背语录，抗议对他们的处置。

区队在走廊上席地而睡，饭由中队做好用三轮车送去。后来我回部队了，区队在那儿住一个星期的样子就撤回了驻地中南海。

抓捕“四人帮”现场见闻

1976年10月6日下午，我从中南海东八所洗澡回来，值班参谋告诉我：“局警卫处丁志友处长来电话找你。”

我问：“他说什么了？”

答：“没有说。”

于是我便打电话给丁处长，问丁：“你找我了？”

他说：“有事和你商量。”

我说：“我到你那里去。”

丁说：“我去你们大队部。”一会儿，丁处长来了，我们俩到大队部会议室。丁问：“今晚中央常委在怀仁堂开会，布置会场警卫的通知你知道了吗？”

“知道了。”

“今晚会议很重要，能否都换成干部哨？”丁说。

“都换干部哨二中队干部不够用，需从大队范围调。”我说。

他说：“那就不都换了，只换几个关键的。”

经研究，大厅内换上副指导员马庆忠；东南便门副队长孙保国；大门口以往都是战士哨，为了表面上不显示异常，放一个分队长；中南海西门由指导员锡良庆和一区队干部负责。其余原定的方案不变，本应7点加好哨，我6点半就到了现场。不一会，二中队队长冯德振也带领值勤干部战士到了现场，按预定方案进入各自位置。我和冯队长对怀仁堂会场安全和警卫部署进行了检查，一切都无问题。

不一会，负责抓捕“四人帮”的各组汽车开进了怀仁堂东院，规定：汽车大灯一亮，东南便门立即打开，其他车辆都停在中南海西门里的变电站隐蔽起来。

汪东兴和随同副局长武健华及汪的秘书孙守明也来了，汪东兴对我说：“华方治，你在哪？”

我答：“我负责全会场的安全，并具体负责大门和东南便门。”

“别管那两个门，重点管一个。”

“是！”我回答。

汪及武、孙进大门里去了。

叶剑英老帅来了。他下车后和副局长邬吉成握手，又和服务员握手寒暄、谈笑风生，显得异常兴奋，进了怀仁堂。紧接着华国锋从游泳池方向步行来了。

7点45分左右，王洪文来了，待他进大门时邬吉成副局长叫住了王的警卫员，让他到东南面司机休息室开会。我赶忙去东南便门，几分钟光景看到王洪文铐着双手从怀仁堂东饮水处便门被架进了红旗轿车里。看此情形，我和孙保国都看着对方笑了。车灯一亮我们两人一人开一扇门，车开出了便门，向万字廊方向开去了。endprint

这时张春桥来了，进大门时，邬副局长同样让张的警卫员开会去了。我又再到东南便门，一会儿，看到张春桥与王一样从饮水处便门出来（张未上铐），由两个人紧靠着推进了红旗车。车灯一亮，我和孙保国又开了门，车同样向万字廊开去了。我正在兴奋之时，武健华副局长匆匆出来对我说：“华方治，别撤警戒，姚文元马上来。”

我说：“好！”

十几分钟后，姚文元来了，他“噔、噔”地快步上了怀仁堂大门台阶，邬副局长又把姚文元的警卫员叫到了司机休息室。我又去东南便门，看到姚被架进了备好的汽车，按以往的做法，开门、车出门后同样向南开去了。后来听说给姚上铐时他大喊警卫员。这位“理论家”也不想想，在中央的心脏怀仁堂抓你，即使喊来警卫员你们能抵挡得了？

汪东兴从怀仁堂出来大声说：“华方治，怎么201（江青住处）的车还没出来？”“我不清楚。”我答道，马上跑步向宝光门去了。

我看到江青住处门前灯全开了，车都停在那里，没有看到有人上车像要开车的样子。这时，武健华、孙守明都跑步向201方向去了。在此前武还问我，从201到八区（官园新建的首长住宅）出西门好，还是出西北门好？我说都方便。

不久，从201开出的车队经怀仁堂门前出了中南海西门。至此，震惊中外的抓捕“四人帮”的行动算是圆满地结束了。

汪东兴给李先念打电话兴奋地说：“先念同志，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啊！”

紧接着，首长又分别找了耿飚、迟浩田、吴忠等人谈话，9点40分首长们离开了怀仁堂。

怀仁堂又处于宁静之中。

庐山会议后，继续批斗彭德怀

1959年，庐山会议决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为反党集团后，8月份在中南海同时召开两个会议：国务院小礼堂开外事口会议，批斗张闻天；在怀仁堂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斗彭德怀和黄克诚，捎带洪学智。

会议从8月18日开始，到9月12日结束，中间有几次休会，实际开会时间约半个月。我从始至终，参加了会议警卫工作，还能回忆起会议的一些情景。

会前，主席团在怀仁堂东休息室开会，会议开始，主席团在主席台上就坐，执行主席在主席台前一排。毛主席和林彪没有参加会，朱德、贺龙、陈毅等坐在主席台上，彭德怀身穿黑色中山装坐在下边。执行主席我记得有许光达、苏振华等坐在前排。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说：“我们今天开会，面对面地和彭德怀同志作斗争……”会议多是提问题，让彭回答，有时不满意答复，形成吵吵嚷嚷的起哄，开始彭老总还是很气愤地和一些提歪理的人争辩，如：一个带眼镜的少将，起来质问彭老总：“你拜会赫鲁晓夫时说‘代表党中央、毛主席问候他，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毛主席？”彭老总很气愤地回答：“我是军事代表团团长，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出于礼貌，我为什么不能代表毛主席？”把那位当过武官的外交官将军顶得哑口无言。

会议的调子主要是指责彭老总反党，说他“是魏延”，“头的后脑勺上长着反骨”。而没有一个发言涉及实际工作中的重大失误之类的问题。开始彭总在下边坐着，回答问题时站起来。后来让他和黄克诚上主席台，在前排执行主席桌子两头坐着，各放一扩音器，随时回答问题。

会议后期，有人批评朱老总，说他有野心，说每次党内右倾都有他的份。朱总讲话时答：“我总认为，都是几十年的革命同志，怎么会反党呢？”

会议结束那天下午，毛主席、林彪到会并讲了话。

为彭德怀看新居

彭老总在军委扩大会议被批斗后，不能在中南海居住了，中央决定他搬出中南海永福堂。

1959年国庆后，上级派警卫局和警卫团的相关人员（局里有田畴副局长、警卫处曲琪玉处长，团里警卫科长王少微和警卫参谋华方治），乘车去海淀挂甲屯村，该村位于北京大学西，西苑东，叫吴家花园的地方。在挂甲屯村的南边，紧挨村边，花园的面积很大，方圆有二三华里，里边房屋不多，西北角一处正在修理的房子，是给老总和他正在上大学的侄女住的，因老总腿有关节炎，工人正在装木地板，院内还有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溪。

走过木桥，有一处当时不用的建筑，通过几道隔音的防护门，进去有几间房间，据说此处曾为一个秘密电台。准备给彭总住的房子，李克农上将曾住过。

除了两处建筑，剩下都是可耕种的田地，有的已种下菜和庄稼，但是边上还有不少长满草的荒地。后来听说彭老总居住期间带领工作人员开垦这些荒地，种了很多庄稼和蔬菜。

有一位50多岁的老同志，负责照管院落，兼种蔬菜和庄稼，周围有两米多高的围墙。

田副局长说：“杨尚昆主任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彭搬住新居，给他配一辆吉姆车，每周给他放一次电影。”彭总说：“我已经不工作了，不需要车了，如果有事用车，我临时要。”杨主任坚持要给他一辆吉姆车，彭总说：“那就不要吉姆车啦，来一辆小型胜利牌车就行了。”杨主任说：“老总，中央已经决定了，就别变了。”老总再没有说什么。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写这记忆中的往事，感到难受得很。老总只不过是为人民的利益，说了实话，却遭到如此下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令人痛心的遗憾。

中南海“破四旧”

在文革初期，到处都在轰轰烈烈地搞“破四旧”。

1966年8月的一天，西门警卫报告：“门外来了一队红卫兵，要进中南海砸‘四旧。”我急忙赶到门外一看，有三四十个中学生红卫兵，多数身穿军服，头戴军帽，腰扎皮带，臂戴“红卫兵”袖标，举着红旗，有的还拿着木棒铁棍。我让他们停在门外，找带队的问：“你们有什么事？”一女学生说：“要进中南海砸‘四旧。”那时，是造反有理的时期，我无权答复他们。我先请他们稍等，然后将他们的要求和门外的情况报告领导，一般领导对此突然出现的问题都不敢决定，最后上报了毛主席，主席答复：“那就让他们砸吧。”领导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告诉我答复内容：“我们中南海里也有造反派，我们一定按你们的要求认真地砸中南海的‘四旧，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得好的。”他们听了我的答复后倒是很听话，拉着队伍走了。

中南海机关立即开会，分头行动，有的向北京市求援，需大型吊车和载重卡车。把新华门、勤政殿、银安殿前的石狮子、怀仁堂前的景泰蓝铜狮子连夜运到万寿路一机关空院放起来。机关动员工作人员，部队调动干部战士把瀛台、勤政殿、丰泽园、春耦斋、居仁堂、东八所、万善殿、怀仁堂、西花厅、紫光阁、武成殿等所有匾额、楹联统统摘下来，运到中南海静谷假山上的几所空房里放起来。除了古建筑房顶上的文兽没动外，大部分的“四旧”真正彻底“砸”了，中南海是如此砸的“四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领导决定新华门的石狮子搬回原地，怀仁堂门前的景泰蓝铜狮子被外交部请去服务了，瀛台、勤政殿、丰泽园、春耦斋、东八所、万善殿、怀仁堂、西花厅、紫光阁、武成殿等所有匾额、楹联又挂回原处。由于中南海以特殊手段“砸四旧”，使这些文物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选自《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endprint